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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CBAM的碳关税计算

作为欧盟实现“2050年碳中和”目标的核心政策工具之一，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自2021年提出以来，便以“将欧盟内部碳成本延伸至境外”的独特逻辑，成为全球碳治理领域的焦点。在CBAM的政策体系中，碳关税的计算是贯穿始终的核心环节——它不仅决定了进口企业的合规成本，更关系到政策的公平性、有效性与可操作性。本文将从CBAM的立法背景出发，系统梳理碳关税计算的前提条件、具体步骤、数据支撑及争议挑战，旨在为理解这一复杂机制提供清晰的逻辑框架。

一、CBAM的立法背景与核心框架

（一）CBAM的出台逻辑：碳泄漏问题与ETS的补位需求

欧盟的碳中和路径始终围绕“内部减排+外部协同”展开。2019年《欧洲绿色协议》提出“2050年碳中和”目标后，欧盟通过碳排放交易体系（ETS）推动内部企业内化碳成本——但随着ETS碳价持续上涨（近年曾突破每吨100欧元），“碳泄漏”问题愈发突出：欧盟企业因碳成本高企，将钢铁、水泥等生产环节转移至碳排放规制宽松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再将产品进口回欧盟。这种“转移式减排”并未降低全球碳排放总量，反而削弱了欧盟企业的竞争力。

为解决这一问题，欧盟于2023年正式通过CBAM立法，2024年进入过渡期，2026年全面实施。CBAM的本质是“边境碳调整”：通过对进口高碳排放产品征收碳关税，让境外产品承担与欧盟内部产品“等效”的碳成本，从而堵住碳泄漏的漏洞。在这一机制中，碳关税的计算是“核心中的核心”——它直接回答了“进口产品要缴多少碳税”的关键问题，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二）CBAM的核心框架：覆盖范围与政策衔接

CBAM的政策设计围绕“三大要素”展开，为碳关税计算划定了基本边界：

覆盖产品：初期聚焦钢铁、水泥、铝、化肥、电力五大行业。这些行业的共同特点是碳排放强度高（如铝生产中电排放占比60%）、贸易暴露度高（如欧盟铝进口量占消费量60%）、碳泄漏风险大（如钢铁行业转移生产的可能性达80%）。

排放阶段：仅覆盖生产过程中的“直接排放”与“间接排放”。直接排放指燃烧化石燃料（如焦炭、天然气）或工业过程（如水泥煅烧石灰石）产生的CO?；间接排放指使用电力、蒸汽等二次能源产生的碳排放（如铝电解用电）。两者共同构成“嵌入式碳排放”（产品生产过程的总排放）。

与ETS衔接：碳价直接锚定欧盟ETS的拍卖价格。具体而言，CBAM碳价采用前一日历年度ETS配额的加权平均拍卖价——这一设计确保进口产品与欧盟内部产品的碳成本一致，避免双重标准。例如，若2025年ETS平均碳价为每吨80欧元，进口钢铁的嵌入式排放为1.5吨CO?/吨，则基础碳成本为120欧元/吨钢。

二、CBAM碳关税计算的前提条件

（一）覆盖产品与排放阶段的精准认定

碳关税计算的第一步，是明确“哪些产品要算”“哪些排放要纳”。CBAM对覆盖产品的筛选极为严格：欧盟委员会通过“碳强度（≥0.5吨CO?/吨产品）、贸易占比（≥10%）、转移风险（≥50%）”三大指标，最终锁定钢铁（热轧卷板、冷轧薄板）、水泥（波特兰水泥）、铝（未锻造铝）、化肥（氨、尿素）、电力（跨境输电）五大类产品。

排放阶段的认定遵循“生产全链条”原则：直接排放需覆盖所有燃料燃烧（如钢铁高炉用焦炭）和工业过程排放（如水泥煅烧石灰石）；间接排放需覆盖所有外购能源（电力、蒸汽）的碳排放。例如，铝生产中16000度电的间接排放（占总排放60%）、水泥生产中石灰石分解的直接排放（占总排放40%），均需纳入计算。

（二）碳足迹核算的边界设定

碳足迹的“边界”是计算的“地基”。CBAM采用“摇篮到工厂大门”的边界——仅核算产品从原材料进入生产设施，到成品离开设施的排放，不包括原材料开采、运输或使用阶段的排放。这一设定既简化了复杂度，也避免了对国际贸易的过度干扰。

以钢铁生产为例：边界覆盖铁矿石入炉后的炼铁（焦炭燃烧）、炼钢（氧气吹炼）、轧钢（用电）环节，但铁矿石从巴西到中国的海运排放、钢铁从中国到欧盟的海运排放，均不纳入计算。这种“生产端聚焦”的边界，是CBAM平衡“减排效果”与“贸易可行性”的关键选择。

（三）等效碳成本的认定标准

为避免双重征税，CBAM允许扣除出口国已征收的“等效碳成本”。欧盟对“等效性”设定了三大门槛：

覆盖范围等效：出口国碳政策需覆盖与CBAM相同的排放阶段（直接+间接）；

碳价水平等效：碳价需接近ETS水平（或通过配额、碳税实现成本内化）；

MRV体系等效：出口国需有完善的监测、报告与核查体系（如ISO14064标准）。

例如，若中国对钢铁征收每吨30欧元碳税（覆盖直接+间接），且MRV体系合规，则这部分成本可全额抵免；若仅覆盖直接排放（碳税20欧元），则仅能抵免直接排放对应的部分。

三、CBAM碳关税计算的具体步骤

（一）第一步：核算嵌入式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