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盱眙桑氏“上桑”“下桑”渊源考

以前的盱眙西接皖东，北临淮水，女山湖横贯其间，自古为南北迁徙之要冲。元末明初，桑千、桑万兄弟避乱南迁，入籍盱眙唐兴乡，分居于三图、五图，渐成“上桑”“下桑”两大支系，以湖岗为界，同源共祖却各成脉络，其渊源流变与地域发展深度交织，是江淮地区宗族迁徙与分化的典型缩影。

一、分籍立基：地理界定与命名逻辑

“上桑”“下桑”的划分，兼具地理方位与行政归属双重属性，其根源可追溯至明初户籍制度与自然地理格局。

元末战乱，桑千、桑万兄弟自北南迁，择盱眙西乡女山湖周边定居。明洪武初，朝廷推行里甲制度，兄弟二人正式入籍唐兴乡，桑千隶三图，桑万隶五图，完成官方确权，奠定支系分野的行政基础。地理上，上桑（三图）位于盱眙县城西80里，以今明光市桑大郢、女山湖一带为核心，地处女山湖沿岸岗地，祖产四至清晰：东至二十里铺、西至长宁岗及湖岸、北至下桑及湖岸、南至陡涧集（今天的苏巷）界，聚落连片且无他姓夹杂；下桑（五图）位于县城西100里，核心为明初“土沛集”，经音转雅化，今为明光市古沛镇古沛村，地处滨湖平原，与上桑（桑大郢）隔湖相望、南北呼应。

“上”“下”之谓，既取地势高低之异——上桑居岗地、下桑处平原；亦循水系上下游之分——上桑临女山湖上游，下桑位湖体下游。女山湖—长宁岗一线成为天然分界，辅以三图、五图的行政划分，形成宗族与地域双重边界，历经明清数百年未变。

二、谱系分流：两支后裔的发展轨迹

自明初分籍后，桑千、桑万后裔因户籍起点、资源禀赋差异，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却始终维系同源共祖的宗族认同。

（一）上桑（三图）：耕读传家武宦兴族

桑千入籍时为有恒产自耕农，获官府授田优先权，以桑大郢为核心聚居地，奠定坚实经济基础。明初按户授田后，家族田产持续拓殖，明清时期已达上万亩之巨（民间说有120个土老爷，走一天一夜走不出桑家地界），跨盱泗两界，且设族田、义仓，经营管理成熟。宗族建设方面，四世祖桑镗首倡儒术，八世桑梦魁于崇祯十五年首纂族谱，设立族田，制定分户授受规则；九世桑来凤中顺治十五年武进士，开创“耕读+武宦”的发展模式，家族捐建桥渡、增设义仓，声望日隆。后裔繁衍迅速，分迁彭庄、炳杨庄等二十个村落，在盱泗间形成多个聚居点，桑大郢建有三进九间祠堂（占地八亩有余），成为宗族祭祀与事务管理的核心。该支系世代执行严格派语（字辈），世系清晰，与地方官府往来密切，主导乡约与公益事务，成为盱眙西乡望族。

（二）下桑（五图）：为氓门户农耕传家

桑万入籍时为“为氓门户”，即无恒产的平民编户，这一户籍属性深刻影响其家族发展轨迹。“氓（méng）”在明初特指刚入籍、以佃耕或杂役维生的普通编户，“门户”指独立登记的户籍单位，非门第之谓，族谱中此表述实为户籍性质的客观记录，而非贬义评价。因无授田优先权，桑万后裔长期以佃耕为主，田产规模稳定但未大幅扩张，聚居地以古沛镇古沛村为核心，世代农耕，少有外迁。宗族发展上，该支系无独立修谱记录，依附上桑支系续修族谱，未建专属祠堂，祭祀活动相对简化；科举与武职功名记载缺失，长期以里甲身份纳赋应役，属地方普通农耕宗族。尽管发展受限，下桑支系始终沿用与上桑统一的派语（“时泰荣名盛，家和庆泽长”），世系按“五世一提”记录，谱系独立不混，与上桑支系保持宗族联系。

三、差异根源：户籍起点与制度约束

桑氏两支的发展分野，核心源于明初入籍时的户籍性质差异，并沿“田产—赋役—基层权力—家族发展”形成连锁反应。

经济层面，桑千以自耕农起步，获稳定田产资源，资产积累迅速；桑万为“氓户”，无恒产根基，购置田产受里甲与田主约束，长期处于“役重赋苛”的循环。赋役与权力方面，桑千作为“有产户”，以田亩计税，有资格充任里长、粮长，参与基层治理；桑万支系以丁口摊派差役，常代富户服役，无基层役职资格，政治参与渠道狭窄。社会上升通道方面，桑千后裔经济条件优渥，子弟读书与科举机会多；桑万后裔受经济薄弱与路引制度限制，教育门槛高，阶层流动受阻，长期居于社会基层。

明中后期至清初，制度环境的变化为两支合流创造了条件。明中后期黄册制度松弛，一条鞭法推行后“氓户”与自耕农户籍差异弱化；清初废除“人户以籍为定”，统一为民户，户籍限制彻底取消；乾隆朝保甲制替代里甲，跨图合户行政可行。随着桑万支系积累田产、转为自耕农，经济地位趋同，两支于清代中晚期至民国时期随族谱合修完成户籍合并，至今古沛镇村落仍有桑万后裔聚居，桑姓为当地大姓，与上桑支系合修族谱、保持宗亲联络，部分后裔因求学、务工迁往明光市区、盱眙、南京、上海、台湾等地。

四、结语：同源异流文脉永续

盱眙桑氏“上桑”“下桑”的分野与合流，是明清时期户籍制度、地域开发与宗族发展互动的生动例证。自元末避乱入盱，桑千、桑万兄弟奠定两支基业，以女山湖—长宁岗为界，以三图、五图为籍，形成“宦族—农氓”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