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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

一、改革攻坚：破除体制机制痛点堵点的关键抓手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既有传统增长模式的路径依赖，也面临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改革攻坚，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列为2026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之一，正是瞄准了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以“精准拆弹”的改革思维打通发展堵点。

从市场环境优化看，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是破除“内卷式”竞争的核心举措。近年来，部分区域和行业因市场分割、地方保护主义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企业跨区域经营成本高企。通过立法形式明确市场准入、公平竞争、要素流动等规则，既能打破“小循环”的封闭格局，又能推动形成“大市场”的规模效应，让优质企业在更广阔的空间中释放竞争力。例如，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的专项行动，直接回应了中小企业反映强烈的“三角债”问题，据相关调研数据显示，企业应收账款平均账期每缩短10天，流动资金周转率可提升8%-12%，这对缓解企业现金流压力、稳定生产预期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国资国企改革与民营经济支持政策的协同推进，则是激活市场主体活力的“双轮驱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制定和实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方案”，聚焦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推动国有经济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同时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方式提升运营效率。而“完善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法规政策”，则从市场准入、融资支持、权益保护等方面为民营企业“撑腰”。数据显示，民营经济贡献了我国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其活力直接关系到整体经济的韧性。只有让各类市场主体在公平竞争中“各展所长”，才能真正形成“万马奔腾”的发展局面。

二、创新驱动：筑牢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动能

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在产业，关键在创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发展的重点任务，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实施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正是这一战略的具体落地。

传统产业的数智化与绿色化转型，是夯实产业基础的“先手棋”。以制造业为例，我国传统制造业占工业比重超过70%，但其单位产值能耗仍高于发达国家15%-20%。通过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等技术的应用，某大型机械制造企业实现了生产流程全链条优化，设备利用率从65%提升至85%，能耗降低18%。同时，数智化与绿色化的协同改造，不仅提升了产品附加值，更契合全球“双碳”目标下的产业发展趋势。例如，化工行业通过引入智能监测系统，将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放降低40%，既符合环保要求，又减少了因污染治理导致的停产损失。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则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增长极”。新能源领域已形成“风、光、氢、储”深度融合的产业格局，2025年前三季度，我国风电装机容量同比增长19%，光伏组件出口额突破2000亿元，技术迭代速度远超预期。低空经济作为新兴赛道，通过智能化设计与制造加速产业化应用，某无人机制造企业仅用2年时间便实现了从原型机到规模化量产的跨越，带动上下游50余家企业协同发展。这些新兴产业的崛起，不仅填补了传统产业增长放缓的缺口，更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抢占了先机。

三、开放协同：拓展发展空间与动能的重要路径

高水平开放是增强发展活力的“催化剂”。从“十四五”时期的“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到“十五五”时期的“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我国开放的深度与广度持续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外部动能。

“一带一路”建设的走深走实，正在重塑全球合作格局。截至2025年11月，我国已与152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合作文件，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标志性项目的建成运营，不仅缩短了物流时间，更带动了沿线国家的产业升级。以中老铁路为例，开通两年间，累计运输货物超2500万吨，沿线新增企业注册量增长3倍，形成了“铁路+产业园区+跨境电商”的联动发展模式。这种“硬联通”与“软联通”的结合，既为国内企业开辟了新市场，又通过技术输出、标准互认提升了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话语权。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则是释放开放红利的“试验田”。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跨境数据流动、国际船舶登记等领域率先突破，某跨国医药企业通过“全球研发+临港生产”模式，将新药上市时间缩短6个月；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政策实施以来，进口企业税负成本降低25%，吸引了120家全球头部企业设立区域总部。这些实践证明，通过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既能吸引优质要素集聚，又能倒逼国内改革，形成“以开放促改革”的良性循环。

四、系统治理：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与长效机制

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破”的勇气，更需要“立”的智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健全地方税体系”“深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