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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合同翻译错误责任认定

引言

在全球化经贸往来日益频繁的背景下，涉外合同作为跨越语言、文化与法律体系的重要商事文件，其翻译质量直接关系到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界定与纠纷解决。一份存在翻译错误的合同，可能导致条款理解偏差、履约争议甚至巨额经济损失。然而，当翻译错误引发纠纷时，责任应由谁承担？是译者、翻译机构，还是合同签署方？如何界定“错误”的性质与影响范围？这些问题不仅涉及语言翻译的专业性，更需要结合法律规则与商事实践进行综合判断。本文将围绕涉外合同翻译错误的责任认定展开系统分析，从基本概念界定到法律依据，从责任主体到实践难点，层层递进探讨这一复杂问题。

一、涉外合同翻译错误的基本界定与常见类型

要探讨责任认定，首先需明确“涉外合同翻译错误”的核心内涵。涉外合同翻译是指将原合同文本（通常为一种或多种外语）转换为目标语言（如中文）的过程，其本质是法律文本的跨语言重构。所谓“翻译错误”，并非所有语言表述差异都构成错误，而是指因翻译行为导致合同条款的法律含义、权利义务内容与原文本产生实质性偏离，且该偏离可能影响合同效力或履行结果的情形。

（一）翻译错误的界定标准

判断翻译是否构成“错误”需满足两个核心条件：一是“实质性偏离”，即翻译文本与原文本在关键条款（如权利义务、履行方式、违约责任等）上存在含义冲突或信息缺失；二是“可归责性”，即错误的产生源于翻译主体（译者或翻译机构）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而非语言本身的天然差异或文化背景导致的理解局限。例如，若原合同中“不可抗力”条款明确列举“战争、地震、政府禁令”，而翻译文本遗漏“政府禁令”，则属于实质性信息缺失；但若因“forcemajeure”在不同法系中存在细微差异（如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对其范围的界定），导致翻译时无法完全对应，则需结合合同目的与交易习惯判断是否构成错误。

（二）常见翻译错误类型

实践中，涉外合同翻译错误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术语错误。法律术语具有严格的专业性，若翻译时未使用公认的对应词汇，可能导致条款性质改变。例如，将“guarantee”（保证）误译为“warranty”（担保），在担保法体系中，“保证”通常指人的担保，“担保”则包括物的担保与人的担保，术语混淆可能影响责任承担方式。

第二类是条款遗漏或冗余。部分译者因时间紧迫或理解偏差，可能遗漏原合同中的限制性条件（如“本条款自双方签字后30日内生效”中的“30日内”），或错误添加原文本未提及的内容（如将“可协商变更”误译为“可任意变更”），导致权利义务范围被不当扩大或缩小。

第三类是语义歧义。不同语言的语法结构与表达习惯差异可能引发歧义，例如英文中的“shall”在法律文本中通常表示“应当”（强制性义务），但若译为“可以”，则可能被解读为“允许性权利”，直接影响条款的强制力。

二、责任认定的法律依据与基本原则

责任认定需以法律规则为基础，同时结合商事交易的特殊性进行解释。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与涉外合同翻译错误责任相关的规定主要分散在《民法典》《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国际层面则需参考《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等国际规则的精神。

（一）国内法的核心依据

《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为翻译错误的侵权责任认定提供了基础——若翻译主体因过错（如疏忽、专业能力不足）导致错误并造成损失，需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民法典》第466条关于合同解释的规定强调：“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依据本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争议条款的含义。”这意味着当翻译错误引发争议时，法院需结合合同目的、交易习惯等因素解释条款，判断错误是否实质性影响了合同目的实现。

对于翻译服务合同关系（如委托翻译机构提供服务），《民法典》合同编中关于“承揽合同”的规定可适用。根据第781条，承揽人（翻译机构或译者）需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符合质量要求的成果；若因承揽人原因导致成果不符合约定，定作人可要求赔偿损失。这里的“质量要求”虽未明确包含翻译准确性，但结合行业惯例，通常隐含“忠实于原文本且符合法律表述规范”的要求。

（二）国际规则的参考价值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虽未直接规定翻译错误责任，但其第8条关于“解释当事人意图”的规则对认定错误影响具有参考意义。公约指出，解释合同应考虑双方当事人的习惯做法、交易背景及诚信原则。例如，若交易双方长期使用某一翻译机构的服务，且该机构此前翻译的合同从未出现类似错误，则可推定双方对翻译质量有合理信赖，此时翻译错误的责任更可能归于翻译主体。

此外，国际商事合同领域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ICC）强调“诚实信用与公平交易”原则，要求各方在合同订立与履行中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若翻译错误源于一方未履行“提供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