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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终末期患者诊疗伦理指南》

肿瘤终末期患者通常指经规范抗肿瘤治疗后疾病仍持续进展，预计生存时间有限（一般为6个月内）的患者。此阶段诊疗目标从“治愈”向“改善生活质量、维护尊严、缓解痛苦”转变，涉及复杂的伦理抉择。为规范临床实践，保障患者权益，现基于医学伦理四大原则（尊重自主性、不伤害、有利、公正），结合终末期诊疗特点，制定以下伦理指南。

一、尊重患者自主性：构建知情决策的核心框架

患者自主权是终末期诊疗的伦理基石。临床实践中，需通过“评估-沟通-确认”三步骤确保患者意愿被充分尊重。首先，需动态评估患者决策能力。对于意识清晰、认知功能完整的患者，默认其具备决策能力；若存在意识障碍、严重认知损害（如脑转移、药物影响），需通过简易智能状态检查（MMSE）、临床判断量表等工具综合评估，必要时请精神科会诊。决策能力评估应贯穿诊疗全程，避免因单次评估否定患者后续可能恢复的决策能力。

其次，知情沟通需遵循“分层递进、个体化”原则。告知内容应包括：当前疾病状态（肿瘤进展程度、器官功能损害）、可选诊疗方案（继续抗肿瘤治疗、姑息治疗、支持治疗）、各方案的预期效果（生存获益时长、症状改善可能性）、潜在风险（治疗相关不良反应、侵入性操作痛苦）及终末期可能出现的症状（疼痛、呼吸困难、意识改变）。沟通方式需适应患者认知水平，避免使用“生存期3个月”等绝对化表述，可采用“大多数类似情况患者可能经历X个月，您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等措辞；对文化程度较低或存在语言障碍的患者，可借助图文手册、视频演示辅助理解。沟通时机应选择患者状态平稳、家属在场（若患者同意）时进行，避免在紧急抢救或情绪波动时讨论重大决策。

对于无法直接表达意愿的患者（如昏迷、严重失语），需优先参考其预立医疗指示（AD）。医疗机构应建立预立医疗指示备案制度，鼓励患者在有完全决策能力时通过书面或视频形式明确“是否接受心肺复苏（CPR）、机械通气、鼻饲/静脉营养”等关键医疗措施。若无预立指示，需通过“最亲近家属-其他家属-法定监护人”顺序确定代理人，并遵循“替代性判断”原则，即代理人需基于对患者价值观、生活偏好的了解，推测其可能做出的选择，而非仅从自身情感或利益出发。若家属意见分歧，应启动伦理委员会介入，通过多学科讨论形成共识。

二、不伤害与有利原则：平衡治疗干预与患者获益

终末期患者常面临“过度治疗”与“治疗不足”的双重风险，需以“最小伤害、最大获益”为指导，审慎选择干预措施。对于抗肿瘤治疗（如化疗、靶向治疗），需严格评估其临床获益：若客观证据显示治疗可延长有质量的生存期（如控制脑转移引发的头痛、缓解骨转移疼痛），且患者体能状态（ECOG评分≤2分）允许，可在充分知情后实施；若治疗仅能轻微延长生存（如2-4周）但伴随严重不良反应（如骨髓抑制、消化道反应），或患者体能状态差（ECOG评分≥3分），则应建议终止，避免“为治疗而治疗”。

生命维持技术的应用需遵循“患者意愿优先、医学指征为辅”的原则。机械通气、血液透析等技术在终末期患者中常仅能维持生理指标，无法逆转病情。若患者明确拒绝，应尊重其选择；若患者无明确意愿，需结合医学判断：如晚期肺癌伴呼吸衰竭患者，机械通气可能导致气管插管痛苦、无法言语交流，且脱机概率极低，此时应向家属说明“治疗主要目的是维持呼吸，而非治愈”，避免因“尽力而为”的心理实施无意义抢救。心肺复苏（CPR）的实施需特别谨慎：终末期肿瘤患者CPR成功率不足5%，即使成功，存活者中90%会在30天内死亡，且常伴随肋骨骨折、脑损伤等并发症。临床应提前与患者及家属讨论“是否尝试CPR”，避免在心跳骤停时仓促决策。

疼痛管理是落实“不伤害”的关键环节。需遵循世界卫生组织（WHO）三阶梯镇痛原则，优先选择口服给药，按时而非按需用药，根据疼痛程度（数字评分法NRS0-10分）调整药物：NRS1-3分（轻度疼痛）使用非甾体抗炎药；4-6分（中度疼痛）加用弱阿片类药物（如可待因）；7-10分（重度疼痛）使用强阿片类药物（如吗啡、羟考酮）。需纠正“阿片类药物成瘾恐惧”的误区：终末期患者因疼痛需求用药，成瘾率不足0.1%，应优先保证镇痛效果。同时关注药物副作用（如便秘、恶心），常规预防性使用缓泻剂（如聚乙二醇）、止吐药（如昂丹司琼）。对于神经病理性疼痛（如肿瘤压迫神经引发的电击样痛），可联合加巴喷丁、普瑞巴林等辅助药物；对于爆发性疼痛，需备用即释阿片类药物（如吗啡即释片），确保30分钟内缓解。

三、公正原则：优化资源分配与全人照护

终末期诊疗资源包括医疗技术、照护人力、心理支持等，需在“患者个体需求”与“社会公共利益”间寻求平衡。临床应避免因患者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差异影响基本照护质量（如疼痛控制、症状缓解），确保所有患者获得平等的基础医疗服务。对于稀缺资源（如安宁疗护床位、多学科会诊），可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