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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赋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当前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近年来数字信息技术迅速发展，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以及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发展。伴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而衍生的网络安全问题成为国家安全治理急需解决的内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网络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大的决心，执技术之刃化安全之危。发掘数字技术潜在优势的目的就在于提高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能力，巩固国家的发展与安全。

第一，助益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牵住数字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利用数字化技术加强思想政治风险防控，有助于加强网络内容的治理，净化网络空间。数字技术以其多维赋能特性重构风险防控体系，其可以通过海量数据采集，实现风险信息全景捕获，依托智能算法实现数据的融合解析与趋势推演，借助动态可视化技术构建风险态势感知图谱，最终形成精准溯源与靶向干预的机制。这种智能驱动的技术范式不仅强化了风险应对的主动性，更通过预测性治理构建起先发制人的防御体系，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构筑起智能化防护屏障。

第二，助益识别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其一，数字技术可以运用视觉识别、语音识别等降维算法实现图像与文本语义的耦合解析，继而通过风险语义解码引擎提取敏感特征向量，构建风险特征知识图谱。其二，数字技术可以基于动态语义文本库与模式库的协同更新机制，对网络信息实施三重过滤——通过敏感要素匹配实现初级拦截，运用语义关联分析完成二次筛查，最终借助风险样本检测触发预警机制。这种“机器预审—智能研判—人机协同”的递进式防御架构，不仅实现了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路径的可计算化识别，更通过认知安全预警系统，构筑起意识形态风险的主动防御屏障。

第三，助益网络舆论疏导与防控。数字化技术可以实现对舆情的主动宣泄，为引导网民情绪、凝聚民意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数字技术可以将算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合在一起，全面、客观、动态地反映意识形态风险的传播过程，准确地找到风险防控的切入点，对持有不同态度和情绪的人群的行为趋向进行准确的捕获，并对不同人群中情感波动较大、情绪极化性较高的人群的情感特点进行归纳，进而通过大数据对其进行精确的疏导，从而实现对网络中负面情绪的有效疏导。因此，数字技术能够有效地引导舆情疏散，积极化解由消极舆情所带来的舆论危机。

第四，助益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中的主导地位。在数字技术生态协同演进理论视域下，信息传播系统正经历从介质工具论到认知架构的范式迁移。智能算法推荐机制作为大数据与深度学习融合创新的产物，其通过构建“用户画像—内容特征—环境变量”的三元耦合模型，正在重构信息传播的结构。这种智能算法推荐机制不仅为每个用户“量身定做”内容，还通过控制信息流的方向，连续推送同类内容，逐渐成为网络信息世界的“隐形导演”，决定着人们看到什么、关注什么。虽然，算法推荐导致的“信息茧房”“网络信息圈层化”等问题不容忽视，但是其对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带来一定冲击的同时也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机遇。数字化技术可以利用算法推荐的技术规则，将其与主流媒体的运作和管理相融合，提高主流媒体的智能化程度，并将其与主流媒体的权威性相融合，实现对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智能化和精准化推送，从而形成导向效应，占领了媒体的算法推送高地，进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中的主导地位。

第五，助益提升政府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能力。传统的“分散式”“被动式”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体系难以有效地应对数字化环境下的新的意识形态风险，而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基础的数字技术则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首先，大数据赋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决策大数据技术可以对各级政府、社会、企业等多方数据进行汇总和归纳，同时，还可以收集、爬取、清洗和分析来自各个平台上的大量数据，从而为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治理提供了可行的解决办法。其次，区块链赋能信息共享整合，提高治理协同能力，通过在政府、专家和网民之间建立联系的信息平台，助力打破“数据孤岛”，有助于形成专业性的团队、系统化的治理方案。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