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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内阁与皇权强化

一、丞相制度的废除：内阁产生的历史前提

（一）明初丞相制度的困境与朱元璋的集权诉求

明代内阁的诞生，始于明太祖朱元璋对丞相制度的彻底否定。元末农民战争中崛起的朱元璋，对“权臣专权”有着深刻的警惕——他亲眼目睹元廷丞相如脱脱、哈麻等人因权力过大威胁皇权，又亲身经历了明初丞相胡惟庸的专断跋扈。胡惟庸任左丞相期间，不仅擅自决定官员任免、隐瞒地方灾异奏章，甚至据传私通倭寇、蒙古，试图谋反。这种“相权侵夺皇权”的局面，与朱元璋“事皆朝廷总之”的集权诉求形成尖锐冲突。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谋不轨”罪处死胡惟庸，同时颁布诏书废除丞相制度，彻底终结了自秦以来延续一千六百年的丞相制度。《明太祖实录》记载了他的核心逻辑：“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这段话直白地揭示了朱元璋的目的：通过拆分中央权力，将原本由丞相总领的政务分散到六部、都察院等机构，最终由皇帝“总揽全局”，实现皇权的绝对集中。

（二）殿阁大学士的设立：内阁的雏形

然而，废除丞相制度后，朱元璋很快面临一个现实困境——皇帝个人无法应对浩繁的政务。据《明史·太祖本纪》记载，洪武年间朱元璋“每日早朝后，即御武英殿处理章奏，至日昃方罢”，最多时一天要处理近三百件奏章、四百多件政务。即便朱元璋精力过人，也难以长期维持这种高强度工作。为缓解压力，他于洪武十五年设立“殿阁大学士”，从翰林院、国子监中选拔博学之士（如宋濂、刘基、朱升等），入直文渊阁、东阁、华盖殿等殿阁，职责是“备顾问、代拟诏旨、讲解经史”。

此时的殿阁大学士，本质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品级仅为五品（远低于六部尚书的二品），没有独立的办公机构，更无决策权——所有政务处理意见必须由皇帝最终拍板，甚至连草拟的诏旨都要经皇帝修改后才能颁布。例如，洪武十七年，浙江布政使上书请求减免当地税赋，宋濂作为殿阁大学士草拟了回复诏书，但朱元璋认为“语气过软”，亲自修改为“尔等当体朕爱民之心，速行减免，毋得迁延”，才下发执行。这种“备顾问而无实权”的定位，决定了殿阁大学士从诞生起就是皇权的辅助工具，而非权力分割者。

二、从“顾问班子”到“中枢辅政”：内阁职权的扩张与皇权的控制边界

（一）永乐时期：内阁的正式形成与“参预机务”的定位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内阁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朱棣常年率军北征蒙古，无法像朱元璋那样事必躬亲；同时，他需要一个稳定的“中枢顾问团队”，协助处理北京（当时为行在）的日常政务。于是，永乐初年，朱棣选拔解缙、杨士奇、杨荣、胡广等七位亲信大臣，“每日晚朝后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务”，并正式将这一机构命名为“内阁”。

此时的内阁，仍延续着殿阁大学士的“辅助属性”，但职责有所扩展：一是“掌文牍”——负责草拟皇帝的诏书、诰命，以及处理地方官员的奏章；二是“参预机务”——在皇帝北征时，留守北京处理日常政务，如永乐八年朱棣北征期间，杨士奇、杨荣留在北京，代皇帝批复了山西、陕西等地的灾异奏章。不过，内阁的权力依然受严格限制：其一，内阁大学士的品级仍为五品，未获得“六部尚书”等高级衔职，无法指挥六部；其二，所有政务处理意见必须以“密疏”形式呈送皇帝，没有公开决策的权力；其三，内阁没有独立的印信，草拟的诏旨必须加盖皇帝的“御玺”才能生效。例如，永乐三年解缙奉命编纂《永乐大典》，虽为内阁大学士牵头，但所有编纂事宜都要向朱棣汇报，甚至连书籍的体例都由朱棣亲自确定。

（二）仁宣时期：“三杨内阁”的崛起与职权的隐性扩张

明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在位期间，内阁的职权开始向“中枢辅政”转变，这一变化的核心推动力量是皇帝对内阁的依赖。仁宗即位时，身体孱弱且缺乏政治经验，需要可靠的大臣辅助；宣宗即位时年仅28岁，同样需要资深大臣稳定朝局。于是，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核心的“三杨内阁”应运而生。

“三杨内阁”的职权扩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加衔晋秩”——仁宗将杨士奇升为礼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升为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杨溥升为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使内阁大学士的品级从五品提升至二品（与六部尚书平级），具备了指挥六部的资格；二是“预决政务”——宣宗时期，大臣的奏章不再直接送皇帝，而是先送内阁“票拟”（即内阁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写在小纸条上贴于奏章背面），再由皇帝批红（用红笔批复）。例如，宣德五年江南发生水灾，户部尚书夏原吉上书请求赈济，奏章先送内阁，杨士奇提出“派都察院御史巡视灾区、户部拨银五十万两”的建议，宣宗看后批红“依议”，才付诸实施。

不过，这种职权扩张始终在皇权的控制范围内。“三杨”虽受皇帝信任，但从未拥有“决策权”——票拟只是“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