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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在明要求规范语言

一、事件回放：从“敝国”到“我国”的当场纠正

2025年12月12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参加教育部门工作汇报时，再次强调语言规范的重要性，并明确表示“最反感听到‘敝国’这一说法”。这一表态并非偶然——就在一个月前（2025年11月），一位韩国消防员在汇报工作时使用“敝国”一词，被李在明当场纠正，要求改口为“我国”。两场场景的叠加，将“语言规范”这一看似日常的议题推向了公共讨论的前沿。

“敝国”与“我国”的差异，远非简单的词汇替换。韩媒解释，“敝国”是传统自谦用语，隐含“贬低己方、抬高对方”的潜在意味，尤其在内部沟通中使用时，容易传递出对国家身份的轻慢；而“我国”则直接指向国家主体，强调平等与自信。李在明的纠正，本质上是对公共话语中“自贬倾向”的警惕。正如他在汇报中所言，语言不仅是沟通工具，更是身份认同的载体，“用词准确”是维护国家形象的基础。从消防员的工作汇报到教育部门的政策讨论，李在明选择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这一细节，可见其对语言规范的重视已超越个别案例，上升为对公共话语体系的系统性要求。

二、语言规范背后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自觉

李在明对“敝国”的反感，绝非小题大做。语言作为文化的核心载体，其选择往往折射出一个民族的集体心理与价值取向。在全球化背景下，韩国社会长期面临外来文化的冲击，从英语词汇的大量渗透到传统用语的边缘化，语言领域的“文化主权”问题日益凸显。李在明的“用词纠偏”，实则是对这种文化焦虑的回应——通过规范本土语言的使用，强化国民对国家身份的认同。

这种文化自觉，在韩国历史中早有脉络可循。20世纪后期，韩国曾发起“国语纯化运动”，旨在减少外来语对韩语的侵蚀；近年来，“去汉字化”与“汉字教育回归”的争论，也始终围绕语言与文化认同的关系展开。李在明此次强调“我国”而非“敝国”，正是延续了这一传统：通过日常用语的调整，传递“国家值得被尊重”的集体意识。当公共场合的表述从自谦转向自信，其影响将逐渐渗透到社会心理层面——国民会在反复使用“我国”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强化对国家的归属感与自豪感。

更值得关注的是，李在明的语言规范要求，与他的施政理念高度契合。作为主张“进步主义”的政治人物，他多次强调“国家应成为国民的坚实后盾”，而语言规范正是这一理念的微观实践。当消防员、教育工作者等公职人员在汇报中使用“我国”，不仅是对语言准确性的要求，更是在传递“国家与国民休戚与共”的信号。这种从语言到行动的一致性，有助于构建更紧密的“国家-社会”关系。

三、语言规范对韩国社会的现实意义

语言规范的推行，对韩国社会的影响是多维度的。首先，它提升了公共沟通的效率与严肃性。在政府工作汇报、政策讨论等正式场合，语言的准确性直接关系到信息传递的质量。“敝国”的模糊自谦可能引发理解偏差，而“我国”的明确表述则能避免这种歧义，让沟通更聚焦于实质内容。以消防员汇报为例，当表述从“敝国的消防设施”改为“我国的消防设施”，不仅更符合语境，也让听众更清晰地感知到议题的公共属性。

其次，语言规范有助于抵御外来文化的过度渗透。参考资料提及李在明要求“避免过度使用外来语”，这与“敝国”的纠正是同一逻辑的延伸。外来语的泛滥（如大量英语词汇直接音译为韩语），可能导致本土语言体系的碎片化，削弱文化的独特性。通过规范本土词汇的使用，韩国有望在保持开放的同时，维护语言的主体性，进而保护文化的根脉。

此外，语言规范对教育领域的影响尤为深远。教育是文化传承的主阵地，教师、学生的语言习惯将直接影响下一代的文化认知。李在明选择在教育部门工作汇报中强调这一问题，显然意在通过教育系统推动语言规范的普及。当“我国”成为课堂、教材中的常用表述，年轻一代将在耳濡目染中形成更强烈的国家认同，这种认同将成为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来源。

四、从语言规范到文化建设的延伸思考

李在明的语言规范要求，本质上是一场“文化微革命”。但要让这一倡议真正落地，仍需制度与实践的双重保障。一方面，政府可推动制定《语言使用规范指南》，明确公共场合的用语标准，为公职人员、教育工作者提供操作依据；另一方面，需加强语言教育，将规范用语纳入学校课程，通过教材编写、教师培训等方式，让“我国”等表述成为日常习惯。

当然，语言规范的推行也需避免走向极端。语言本身具有动态演变的特性，完全排斥自谦用语或外来语既不现实，也可能束缚表达的丰富性。关键在于把握“规范”与“包容”的平衡：在正式场合强调准确性与国家认同，在日常交流中保留语言的灵活性。李在明的“反感”针对的是“不恰当的自贬”，而非否定所有自谦文化，这种边界的清晰划定，是政策可持续的关键。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语言规范是韩国文化建设的重要一环。在全球文化竞争加剧的今天，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不仅体现在影视、音乐等“显性文化”上，更体现在语言、习俗等“隐性文化”的凝聚力中。李在明的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