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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银行回应大额取现是否需护送

一、事件回溯：170万取现遇劫引发的安全之问

2025年12月初，一起发生在河南郑州的现金抢劫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去年7月，倪先生在郑州中国农业银行中牟白沙支行完成170万元大额取现后，刚走出银行门口便遭遇持枪歹徒抢劫。据倪先生描述，他与歹徒在银行门口纠缠近二十分钟，期间银行工作人员与保安始终未予干预，最终歹徒逃离，他本人面部重伤，左眼永久失明。

这起悲剧的特殊性在于，倪先生提前预约了大额取款，本应在“从柜台到车辆落锁”的关键安全区间获得必要保护，但现实中却因银行安保措施缺位陷入险境。事件曝光后，倪先生向媒体表示：“银行难辞其咎。”目前，当地银保监局已介入协调，但尚未形成最终结论。这起事件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银行业在大额取现安全保障环节的深层漏洞，也将“大额取现是否需要银行护送”这一长期被忽视的问题推至舆论前台。

二、行业现状：护送服务“无规可依”下的执行差异

针对“大额取现是否需护送”的争议，记者通过致电银行客服、走访网点、采访业内人士等方式，梳理出当前银行业的实际操作图景。

首先，从制度层面看，行业内尚无统一的大额取现安保硬性规定。多家银行客服均明确表示：“总行目前没有明确要求，能否提供护送服务取决于具体网点的人员配置与安保水平。”这意味着，同一银行的不同网点、不同地区的分支机构，可能因资源差异采取截然不同的安保措施。例如，农业银行某营业网点工作人员透露，早年大额取现业务较多时，网点保安通常会主动护送客户出门；但随着电子支付普及，近年来大额取现需求锐减，保安仅在客户主动提出护送请求后，才会持械将其送至网点门口附近停车场，且“不会走太远，毕竟保安需遵守在岗值守要求”。

其次，从执行层面看，不同客户群体的待遇存在显著差异。多位银行业内人士提到，部分商业银行针对私人银行业务的高净值客户，虽在内部制度中设计了大额取现安保流程（如专属保安护送、路线规划等），但实际执行中多流于形式。“多数情况下，客户大额取现后都是自行离开，银行工作人员不会主动提供护送服务。”某股份制银行私人银行部员工坦言，这类制度更多是“服务宣传的噱头”，真正能享受全程护送的客户寥寥无几。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少数基层网点基于风险意识或地域安全考量，会主动为大额取现客户提供护送服务——“由保安陪同上车，确保客户离开网点前的相对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无规可依、执行因人而异”的现状，与现金使用场景的变化密切相关。随着移动支付、数字人民币的普及，公众对现金的依赖度大幅降低，银行网点的大额取现业务量持续萎缩。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现金净投放量较2019年下降超30%，这使得银行对大额取现的安全防范投入逐渐弱化。一位从业20年的银行安保主管表示：“以前每天能遇到几单大额取现，现在一周都难见一次。保安的主要职责转向维持网点秩序，对大额取现的特殊安保自然缺乏培训和预案。”

三、责任之辨：银行安全保障义务的边界在哪里

倪先生事件中，银行是否应当为客户的人身财产损失担责？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明确银行作为经营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边界。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指出，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等经营场所的经营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银行的安全保障义务不仅限于营业场所内部，还应延伸至网点周边一定范围。”付建解释，当客户完成取现后，其携带的大额现金已成为高风险目标，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理应对此风险有预判，并采取合理措施（如护送、提醒、监控覆盖等）降低损害发生概率。

然而，在实际案例中，银行常以“视线被遮挡未及时发现”“保安需在岗值守无法离岗”等理由进行抗辩。以倪先生事件为例，涉事银行曾回应“抢劫过程因车辆遮挡未被马上发现”，试图以此减轻责任。但法律界普遍认为，此类辩解难以成立。“银行应当通过完善监控布局、加强保安巡查等方式消除视野盲区，而非将责任推给客观环境。”付建强调，保安的“在岗要求”不应成为忽视客户安全的借口——当客户面临紧急危险时，保安的首要职责应是协助处置，而非机械遵守“不得离岗”的规定。

从行业惯例看，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对大额取现安保有明确规范。例如，美国《银行安全法案》要求，当客户取现超过10万美元时，银行需提供“双人护送+车辆接应”服务；我国香港地区的银行则规定，大额取现客户可预约专属安保人员，费用由银行承担。相比之下，我国大陆地区银行业在这一领域的制度空白，无疑加剧了客户的安全风险。

四、破局之路：从个案争议到行业规范的重构

倪先生事件绝非孤立案例。近年来，媒体曾报道多起类似事件：2023年江苏某储户取现80万后在银行门口遭抢夺，2024年广东某老人取现50万被尾随抢劫……这些案例共同指向一个痛点：在现金使用场景减少、实体网点功能弱化的背景下，银行业对大额取现的安全防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