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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柏芝曾被朋友多次背叛

一、法庭风暴：一场撕开信任伤疤的诉讼

2025年12月的香港高等法院，一场持续五年的经纪纠纷以最激烈的方式撕开了娱乐圈的信任伤疤。45岁的张柏芝站在被告席上，从首次出庭时的黑衣镇定，到后续庭审中的情绪崩溃，这场围绕4276万港元片酬的官司，不仅是法律层面的博弈，更成为她个人被朋友多次背叛的集中爆发现场。

12月4日首次开庭时，张柏芝的表现符合公众对“明星出庭”的想象——墨镜口罩遮面，由两名保镖和律师护送，面对镜头仅微微点头，全程保持沉默。但仅仅两天后的第二次庭审，原告律师的连番追问便让她逐渐失控。当一叠标注“全球独家经理人合约”的文件被递上法庭时，她突然拍桌大喊“这不是我签的！”，声音因颤抖而拔高，眼泪顺着脸颊滑落。这与四天前的淡定判若两人，连法官都不得不出声安抚。

12月8日的庭审堪称这场风暴的顶点。原告律师抓住她两份法庭声明的矛盾点（一份称“未签过合约”，另一份提及“口头约定”），直指其“撒谎”。张柏芝起身走向法官，哽咽着揭露了更令人震惊的细节：“他当年拿1500万片酬骗我说只有700万，我发现后找他理论，他说自己得了癌症求我放过。我心软没报警，现在他反过来咬我！”法庭瞬间寂静，前经纪人余毓兴的脸色第一次出现变化，而原告律师的攻势也暂时停滞。

这场官司的核心矛盾，表面是“4276万片酬是否违约”，实则是信任关系的彻底瓦解。余毓兴指控张柏芝收取预支片酬后“跑路”，而张柏芝则反击合约系伪造，并提交同期签名文件作为证据。更关键的是，她揭露了对方“癌症骗局”的内幕——2013年发现被克扣片酬时，余毓兴以“患癌”为由求得原谅，却在2020年反将其告上法庭，甚至发歌辱骂。值得注意的是，余毓兴早在2018年便因卷款潜逃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负债超6000万。这些细节串联起来，勾勒出一个“利用同情、背信弃义”的背叛者形象。

二、信任崩塌：从“朋友至上”到“只信亲人”的心理变迁

庭审结束后，张柏芝在一档综艺节目中的自白，为这场法律纠纷添上了更沉重的注脚。“我小时候很喜欢和朋友玩，无奈遭遇了太多背叛。”这句话揭开了她鲜少对外提及的内心伤疤。从17岁初入娱乐圈至今，这位曾以《喜剧之王》中柳飘飘一角惊艳观众的女演员，在友情与信任的课题上，似乎始终未能走出“被背叛”的循环。

时间回溯至1997年，17岁的张柏芝刚从澳大利亚返港，以模特身份开启星途。彼时，她遇到了改变人生的“朋友”——演员朱永棠及其经纪人哥哥朱永龙。朱永龙为她投入400万港元资源，从包装到接戏全程扶持，甚至说服她接下《喜剧之王》中“柳飘飘”这一关键角色。这段合作本是“朋友互助”的典范，却因她与朱永棠恋情结束而戛然而止。尽管解约本身无可厚非，但这段经历已埋下“朋友关系易因利益变动破裂”的伏笔。

此后，类似的剧情在她人生中反复上演。无论是此次与余毓兴的纠纷，还是更早前其他未被公开的“朋友反目”事件，都在不断消耗她的信任。如今的她坦言：“现在只敢跟亲戚交心，家里的人才是最安全的。”她最信任的是亲姑姑，“我们什么都能聊，每一天都联络”。曾经“朋友遍天下”的热情，已被现实打磨成“不沟通、不联络”的谨慎——即便身边仍有许多“朋友”，却少有真正的互动。

这种心理变迁在她的行为模式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过去的张柏芝以“直来直去”的性格著称，如今参加真人秀或公开活动时，却常被网友评价“唯唯诺诺”“故作镇定”。这并非性格改变，而是多次被背叛后形成的自我保护机制。正如网友所言：“直来直去的性格在复杂的娱乐圈太容易吃亏。”当“朋友”可能是利益计算的代名词，当“信任”随时可能被撕毁成诉讼文件，选择缩紧心防、只信血缘，或许是她能找到的最安全的生存方式。

三、行业反思：娱乐圈信任危机的个体镜像

张柏芝的遭遇，绝非孤立的个案，而是娱乐圈信任危机的一个典型镜像。在这个以“人脉”为生存基础、以“利益”为核心驱动的行业里，“朋友”与“合作方”的边界本就模糊，而合约漏洞、利益分配不均、人性贪婪等因素，更让信任关系变得脆弱如纸。

首先，经纪合约的“灰色地带”为背叛提供了土壤。此次纠纷中，核心争议是“全球独家经理人合约”的真实性。张柏芝方坚称签名系伪造，而原告方则以合约为依据索赔。这种“真假合约”的罗生门，在娱乐圈并不罕见。许多艺人初入行业时缺乏法律意识，对合约条款一知半解，甚至将签约事务全权交给“朋友”处理，为后续纠纷埋下隐患。正如法律界人士指出：“明星与经纪人的关系，本质是商业合作，但许多人误将其等同于私人友情，导致权利义务界定不清。”

其次，“情感绑架”成为背叛的常用手段。余毓兴的“癌症骗局”并非个例。娱乐圈中，“我为你付出所有”“我现在遇到困难”等情感话术，常被用来掩盖利益侵占的本质。张柏芝的“心软”，本质是对“朋友情分”的珍视，却被利用为“背刺”的突破口。这种“利用信任谋利”的行为，不仅摧毁个体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