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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博出示江南春专家鉴定记录

一、历史鉴定：两次专家认证下的“伪作”定论

在近期引发广泛关注的“南博藏仇英《江南春》图卷现身拍卖市场”事件中，南京博物院向媒体出示的两份专家鉴定记录，成为事件的关键证据。这两份记录不仅承载着60余年前的文物鉴定记忆，更将公众的目光引向了文物鉴定的历史流程与权威判定的复杂性。

根据南博提供的资料，第一次鉴定发生在1961年11月，由原文化部组织的全国书画鉴定专家组主导，核心成员包括张珩（张葱玉）、韩慎先、谢稚柳三位当时顶尖的书画鉴定大家。张珩作为20世纪中国文物鉴定领域的泰斗级人物，其主持的“全国书画巡回鉴定”被视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次系统性的古代书画整理工程，鉴定结果在业内具有极高公信力。三位专家对《江南春》图卷的鉴定结论明确：“伪，一般，陈鎏题引首真，后面题跋完全不对，伪做得很好，原庞家是当真的藏的。”这一结论既指出了画作整体为伪的性质，也客观承认了其作伪水平之高——“伪做得很好”，甚至让原收藏者庞家误以为真。

时隔三年后的1964年6月，王敦化、徐沄秋、许莘农三位专家再次对该图卷进行鉴定，结论更为直接：“仇英江南春图卷，假。”两次鉴定相隔仅三年，且均由不同专家团队完成，结论高度一致，这在文物鉴定史上并不多见。需要注意的是，参与鉴定的六位专家如今均已离世，当年的纸面记录成为唯一可追溯的原始依据。这一背景既强化了鉴定记录的历史真实性，也带来了新的疑问：在没有现代科技手段（如碳十四检测、微观成像分析）的1960年代，专家们仅凭目鉴与文献比对得出的结论，是否足以支撑60余年后对一件争议文物的定性？

从文物鉴定的历史脉络看，上世纪50至60年代是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从“师徒相授”的经验主义向“科学体系”过渡的关键时期。张珩等人的鉴定方法融合了传统目鉴、文献考据与实物比对，其权威性建立在专家个人学养、业界共识与时代技术条件的基础上。尽管如今的鉴定技术已大幅进步，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两次专家团队的一致结论，几乎构成了“伪作”判定的“铁证”。南博此次主动出示这些尘封的鉴定记录，既是对历史流程的回溯，也是对当前争议的正面回应。

二、藏品去向：从“划拨调剂”到拍卖市场的疑云

如果说鉴定记录是对《江南春》图卷“身份”的历史定性，那么其后续的“消失”与“现身”则构成了事件的现实矛盾。根据庞叔令（庞增和后人）及其代理律师2025年6月底的实地查验，庞增和于早年捐赠给南博的137幅书画中，132幅仍在库房保管，但包括《江南春》图卷在内的5幅作品“不翼而飞”。南博随后以书面形式回应称，这5幅画因被认定为“伪作”，已从藏品序列中“剔除”，并进行了“划拨、调剂”处理。

“划拨、调剂”是文物管理中的专业术语，通常指公立文博机构之间因展览、研究或资源优化配置需要，对非核心藏品进行的转移。但问题在于，这一处理是否符合文物管理的法定程序？根据《博物馆条例》《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国有博物馆对馆藏文物的处置需经过严格的审批流程，包括专家评估、主管部门备案、信息公示等环节。若涉及“剔除”藏品，更需明确“伪作”判定的依据、处置方式的合理性，以及对捐赠方权益的告知义务。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事件的另一焦点是拍卖市场中出现的《江南春》图卷是否即为南博当年“划拨调剂”的那一件。南博在12月17日的通报中表示“尚待进一步查证”，而2014年庞家起诉南博名誉权时，南博曾出示一份2010年的新闻报道，提及南京艺兰斋美术馆将一件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列为镇馆之宝。时间线的重叠引发了更多联想：若2010年该图卷已出现在其他机构，是否与南博的“划拨调剂”有关？若拍卖市场的图卷与当年庞家捐赠的是同一物件，其流通路径是否合规？

从文物流通的角度看，“伪作”的处置更需谨慎。尽管“伪作”不具备文物等级，但作为历史遗留的文化载体，其本身仍具有研究价值（如作伪手法、时代风格等）。更重要的是，捐赠行为本质上是捐赠方与公立机构之间的信任契约——庞增和将家族藏品捐赠给国家，是基于对博物馆“妥善保管、研究展示”的信任。若“伪作”的认定与处置未充分告知捐赠方后人，甚至导致藏品流向不明，这种信任关系将面临严重考验。

三、信任之思：捐赠者权益与公立机构的责任边界

此次事件的深层矛盾，在于文物鉴定的专业性、藏品管理的规范性与捐赠者权益保护之间的平衡。从庞家的角度看，他们既希望厘清家族捐赠藏品的去向，也需要一个关于“伪作”判定的清晰解释；从南博的角度看，其依据历史鉴定记录作出的处置，需要证明程序的合法性与结论的可靠性；而公众关注的，则是公立文博机构在文物管理中的透明度与公信力。

首先，关于“伪作”判定的争议。尽管两次专家鉴定结论一致，但文物鉴定本身具有主观性与时代局限性。以《江南春》图卷为例，专家提到“陈鎏题引首真”，说明部分附属内容具有真实性，这是否意味着画作整体虽伪，但仍有研究价值？在现代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