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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虐死女童生父称绑孩子是当地风俗

一、事件回溯：17天地狱般的折磨与“风俗”辩解的荒诞性

2023年12月，福建省莆田市华亭镇一个普通家庭的卫生间里，12岁的琪琪（化名）度过了人生中最黑暗的17天。这段时间里，她被继母许金花用绳索捆绑，限制在不足2平米的狭小空间内，遭受着非人的折磨：持棍殴打、按头撞墙、伤口泡脏水、用开水烫；更有甚者，许金花还指使养子逼她喝下尿液，用线头剪和美工刀割刺身体。为了进一步摧毁她的身体，许金花通过刘江网购了1600片泻药，每天强制她服用20至40片。最终，这个正值豆蔻年华的女孩因营养不良、外伤感染、饥饿和寒冷，在2023年12月22日永远停止了呼吸。

案发后，琪琪的生父刘江在庭审中曾试图以“绑孩子是当地风俗”为自己的行为开脱。这一辩解的荒诞性，从案件细节中便可窥见一斑：所谓“风俗”，若真是传统中对孩子的管教方式，绝不应包含持续17天的囚禁、系统性的身体伤害和精神凌辱；若真是“风俗”，更不该导致孩子因多重虐待而死亡。事实上，根据警方提取的微信聊天记录，许金花曾多次向刘江发送琪琪被捆绑、遍体鳞伤的照片，刘江不仅未阻止，反而默认支持；他主动参与殴打，持棍致女儿手腿淤青、额头流血；他配合购买泻药，为虐待行为提供工具。这些行为，绝非“风俗”所能掩盖的“管教”，而是彻头彻尾的犯罪共谋。

二、生父的“纵容”与“辩解”：监护责任的彻底崩塌与人伦底线的践踏

作为琪琪的法定监护人，刘江的行为突破了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底线。从法律层面看，《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父母对未成年人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禁止虐待、遗弃未成年人。而刘江不仅未履行监护职责，反而与继母共同实施伤害行为，其角色早已从“保护者”异化为“加害者”。从伦理层面看，血缘亲情本应是人类最原始的情感纽带，“虎毒不食子”的古训更强调父母对子女的天然爱护。但在这起案件中，刘江对女儿的痛苦视若无睹，对虐待行为推波助澜，甚至试图用“风俗”为自己开脱，这种对亲情的背叛、对人伦的践踏，比虐待行为本身更令人震惊。

更值得追问的是，刘江的“风俗”辩解背后，是否隐藏着对法律与责任的侥幸？在一审阶段，他曾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这一量刑被福建高院认定为“畸轻”。再审改判的关键，正是法院意识到刘江的身份特殊性——作为生父，他的参与不仅加剧了被害人的孤立无援，更破坏了家庭这一未成年人最后一道“保护屏障”。法律对监护人犯罪的宽容，本质上是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二次伤害。再审改判其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正是对这种“身份加重情节”的明确回应：父母的监护身份不是免责盾牌，而是必须承担更严格责任的“紧箍咒”。

三、量刑改判：从“畸轻”到“严惩”的司法进步与社会期待

2025年12月23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刘江案的再审宣判，成为这起案件的重要转折点。法院认为，原判对刘江故意伤害罪的量刑畸轻，依法改判其有期徒刑十三年，与虐待罪合并执行十三年六个月。这一判决的背后，是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深刻反思与实践进步。

回顾案件审理历程，一审阶段对刘江的“轻判”曾引发广泛质疑。公众的愤怒不仅源于案件本身的残忍，更源于对“生父犯罪却量刑过轻”的不解：许金花作为继母被判处死刑，而直接参与虐待的生父仅获刑五年，这种“主从犯量刑差异”是否忽视了生父身份的特殊性？再审改判给出了答案：在共同犯罪中，许金花虽为主犯直接导致死亡，但刘江作为生父的“纵容”和“参与”，其社会危害性远大于普通从犯。他的行为不仅侵害了女儿的生命权，更破坏了社会对“家庭保护”的基本信任。因此，再审法院明确指出，刘江“不履行法定监护职责，与许金花共同伤害致未成年亲生女儿死亡，违背社会公德、践踏人伦底线，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必须严惩。

这一判决的意义，不仅在于对个案的公正处理，更在于向社会传递了明确信号：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没有“身份豁免”，父母的监护责任是法律的“硬约束”而非道德的“软要求”。当监护人成为加害者时，法律必须以更严格的标准追究其责任，才能真正筑牢未成年人保护的最后防线。

四、反思与追问：如何织密未成年人保护的“天罗地网”

这起案件虽以再审改判告一段落，但其暴露的社会问题却值得深入反思。琪琪的悲剧，绝非偶然的“家庭内部矛盾”，而是多重保护机制失效的结果。

首先是家庭监护的“失效”。许金花长期虐待包括琪琪在内的三名子女，刘江作为生父却选择“合谋”而非干预，这背后可能存在扭曲的家庭权力结构——许金花通过控制子女维持家庭地位，刘江则因懦弱或其他原因选择妥协。这种畸形的家庭关系，需要社会力量更早介入干预。

其次是外部监督的“缺位”。琪琪在遭受虐待的17天里，是否有邻居听到呼救？学校是否注意到她长期缺课？根据公开报道，琪琪的死亡是因急救人员到场后发现异常才报警，这说明基层社区、学校等“第一道防线”未能及时发现线索。如何通过完善强制报告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