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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标串通法律责任认定

引言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招标投标制度作为优化资源配置、保障公平竞争的重要机制，广泛应用于工程建设、政府采购、产权交易等领域。然而，竞标串通行为却像“毒瘤”般侵蚀着这一制度的根基——投标人之间“围标串标”、招标人与投标人“内外勾结”等现象，不仅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导致优质企业被排挤出局，更可能造成国家或集体资产的重大损失。法律责任认定作为遏制竞标串通的“最后防线”，其精准性和有效性直接关系到招标投标制度的公信力。本文将围绕竞标串通的概念界定、表现形式、法律责任类型及认定难点展开系统分析，以期为实践中准确追究责任提供理论参考。

一、竞标串通的概念界定与常见表现形式

要准确认定竞标串通的法律责任，首先需明确其核心内涵与外在形态。从法律规范层面看，竞标串通是指在招标投标过程中，投标人为谋取不当利益，通过合意或默契实施的破坏公平竞争的行为，既包括投标人之间的横向串通（“围标”），也包括招标人与投标人的纵向串通（“串标”）。

（一）横向串通：投标人之间的“利益同盟”

横向串通的主体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投标人，其本质是通过人为控制竞争，使特定投标人“稳操胜券”。常见表现形式包括：

其一，“价格同盟”。投标人通过私下协商，约定部分投标人抬高报价、部分压低报价，制造“虚假竞争”假象，最终由“内定”投标人以接近成本价或预期价中标。例如，某市政工程招标中，三家投标企业提前召开“碰头会”，明确由A公司报价500万元，B公司报价550万元，C公司报价600万元，表面上形成阶梯式竞争，实则确保A公司以最低报价中标。

其二，“轮流坐庄”。在长期合作的投标人之间，形成“中标轮换”默契，约定本次由甲公司中标，下次由甲协助乙公司中标，以此分摊市场份额。这种行为多见于行业集中度较高、企业数量有限的领域，如某些地区的建材采购招标。

其三，“资质借用”。不具备投标资格或竞争力较弱的投标人，借用其他投标人的资质文件参与投标，甚至由同一团队编制多份投标文件，通过“陪标”方式帮助特定投标人中标。此类行为的隐蔽性较强，常表现为投标文件内容高度雷同、技术方案“复制粘贴”、项目负责人重复等特征。

（二）纵向串通：招标人与投标人的“暗箱操作”

纵向串通的主体是招标人与特定投标人，双方通过信息泄露、规则定制等手段，使其他投标人处于不公平竞争地位。典型表现包括：

一是“信息泄露”。招标人向特定投标人透露招标文件的关键信息（如评标标准、标底、其他投标人的投标报价），或允许其修改投标文件。例如，某学校实验室设备招标中，招标人在开标前将其他投标人的技术参数透露给“关系企业”，帮助其调整方案以满足“量身定制”的评分标准。

二是“规则量身定制”。招标人通过设置不合理的资格条件（如要求特定品牌、限定专利数量）、技术参数（如非必要的高精度指标）或评分权重（如大幅提高某一非核心项的分值），将其他潜在投标人排除在外。例如，某园区信息化项目招标中，招标文件要求“投标人需具备近三年为某特定国企提供同类服务的经验”，而该条件仅某家关联企业满足。

三是“评标干预”。招标人通过暗示、授意评标委员会成员，或直接操纵评标过程（如要求废标、调整评分），确保特定投标人中标。例如，某交通工程评标时，招标人代表以“技术方案存在笔误”为由，要求对某投标人的文件进行“澄清”，实则帮助其修正重大缺陷，最终该投标人以微弱优势中标。

二、竞标串通法律责任的类型与构成要件

竞标串通行为可能同时触发民事、行政、刑事三重法律责任，不同责任类型的构成要件与后果存在显著差异，需结合具体行为情节综合认定。

（一）民事责任：赔偿受损主体的实际损失

民事责任的核心是“填补损害”，即通过赔偿弥补因竞标串通行为给其他投标人、招标人或国家、集体造成的经济损失。其构成要件包括：

存在串通行为。需证明投标人之间或招标人与投标人之间存在合意或协同行为，如书面协议、通话记录、资金往来等证据。

造成实际损害。受损主体需证明因串通行为导致其未能中标，或中标后因串通行为遭受额外成本（如重新招标的费用）、预期利益损失（如中标后的合理利润）。例如，某投标人因其他投标人串通而未能中标，其为投标支出的调研费、标书制作费、差旅费等直接损失，以及若中标可获得的合同利润（需结合行业平均利润率估算），均属于赔偿范围。

因果关系。需证明串通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直接关联。例如，若某投标人因报价远高于“内定”投标人而未中标，且有证据显示其他投标人的报价系协商结果，则可认定串通行为导致其损失。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受损主体可通过民事诉讼主张赔偿，法院通常会结合证据链的完整性、损失的可计算性等因素确定赔偿金额。

（二）行政责任：遏制违法行为的“常规手段”

行政责任是监管部门对竞标串通行为最常用的处罚方式，旨在通过惩戒违法行为人，维护招标投标市场秩序。其构成要件主要包括：

行为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