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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中的“灵活就业”劳动权益保护

引言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就业形态的深刻变革，灵活就业逐渐从“补充性就业”转变为“常态化就业”。外卖骑手穿梭于街头巷尾、网约车司机昼夜奔波接单、网络主播在镜头前展示才艺、自由设计师在家中完成项目……这些场景共同勾勒出灵活就业的生动图景。据相关统计，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达数亿，成为稳就业、保民生的重要支撑。然而，在灵活就业群体日益壮大的背后，劳动权益保护的“短板”也逐渐显现：劳动关系认定模糊、社会保障覆盖不足、职业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不仅影响劳动者的获得感与安全感，更制约着灵活就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如何为灵活就业群体筑牢权益“防护网”，已成为当前就业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灵活就业的发展现状与特征

（一）灵活就业的定义与主要形式

灵活就业是相对于传统全日制、固定劳动关系而言的就业形态，其核心特征在于“灵活性”，具体表现为工作时间、地点、报酬结算方式的非固定化。根据相关政策文件和实践观察，灵活就业主要包括三类形式：

第一类是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新就业形态，如外卖配送、网约车驾驶、网络直播、知识付费等，劳动者通过平台接单获取报酬，与平台之间多呈现“弱从属、强管理”的关系；

第二类是非全日制就业，如超市收银员、培训机构兼职教师等，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的日均工作时间不超过法定标准，工资按小时或任务量结算；

第三类是自雇型就业，如个体摊贩、自由撰稿人、独立摄影师等，劳动者以个人或微型经营主体的形式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依赖固定雇主。

（二）灵活就业的规模与社会价值

灵活就业的快速发展是经济结构转型与技术创新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数字平台降低了就业门槛，一部手机、一台电脑即可接入市场，为大量农村转移劳动力、高校毕业生、下岗再就业人员等群体提供了“低门槛、高弹性”的就业选择；另一方面，企业为降低用工成本、提升运营效率，更倾向于采用灵活用工模式，进一步推动了灵活就业的普及。

从社会价值看，灵活就业不仅缓解了总量性就业压力，更创造了多元化的就业机会。例如，许多残障人士通过网络客服、手工制作等灵活岗位实现了就业增收；农村留守妇女借助直播带货将家乡特产销往全国，既照顾了家庭又增加了收入。可以说，灵活就业已成为社会就业“蓄水池”和民生保障“稳定器”。

二、灵活就业劳动权益保护的现实困境

（一）劳动关系认定模糊，基础权益难以保障

劳动关系认定是劳动者享受《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保护的前提。然而，灵活就业的“灵活性”恰恰挑战了传统劳动关系认定的“三要素”（主体适格、人身从属、劳动给付）。以平台用工为例，平台通常与劳动者签订“合作协议”而非劳动合同，强调双方是“平等民事主体”，否认劳动关系；部分平台还引导劳动者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将用工关系转化为“商户合作”。这种操作导致劳动者陷入“两难”：若承认劳动关系，可能面临平台“清退”；若接受民事关系，则无法享受最低工资、加班费、工伤赔偿等法定权益。实践中，许多外卖骑手在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后，因无法证明与平台存在劳动关系，难以获得工伤赔偿，只能自行承担医疗费用。

（二）社会保障覆盖不足，抗风险能力薄弱

传统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需为劳动者缴纳“五险一金”，而灵活就业者的社会保障主要依赖个人参保，覆盖范围和保障水平明显不足。以养老保险为例，灵活就业人员需按社平工资的20%缴纳（其中12%进入统筹账户，8%进入个人账户），而企业职工仅需缴纳8%（企业缴纳16%），缴费压力更大；医疗保险方面，灵活就业人员多参加城乡居民医保，报销比例低于职工医保；工伤保险则是灵活就业者的“防护缺口”——多数平台未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而现行《工伤保险条例》仅覆盖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职工，导致灵活就业者因工受伤后只能通过人身损害赔偿维权，赔偿金额往往低于工伤待遇。据调查，超过半数的灵活就业者未参加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险，一旦遭遇疾病、失业或意外，极易陷入经济困境。

（三）职业安全隐患突出，劳动过程缺乏保护

灵活就业的“灵活性”往往以牺牲劳动过程的安全性为代价。以外卖行业为例，平台通过算法系统设定“最短配送时间”，骑手为避免超时扣款，不得不闯红灯、逆行、超速，交通事故率远高于普通劳动者；网络主播为维持流量，需长时间直播，导致声带损伤、颈椎疾病等职业病；家政服务人员在雇主家中工作，面临性骚扰、人身伤害等潜在风险，却缺乏有效的安全防护和救济渠道。更关键的是，灵活就业者与平台或雇主之间缺乏传统劳动关系中的“管理-保护”约束，平台往往通过“用户评价”“接单排名”等机制将经营风险转嫁到劳动者身上，而劳动者为保住收入来源，只能被迫接受不合理的劳动条件。

（四）劳动报酬保障薄弱，权益受损维权困难

灵活就业的报酬结算多采用“多劳多得”模式，但“多劳”能否“多得”却充满不确定性。部分平台随意调整抽成比例、设置隐性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