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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已全面禁止12个国家旅客入境

一、禁令的核心内容与政策演进轨迹

美国对12国旅客的全面入境禁令并非突然之举，而是一条清晰的政策演进脉络。2025年6月4日，特朗普总统签署的公告明确将阿富汗、缅甸、乍得、刚果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海地、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和也门12国列为“全面限制入境国家”，理由是“存在国家安全风险”。与此同时，布隆迪、古巴、老挝等7国被纳入“部分限制”范畴，相关人员入境需接受更严格审查。

这一政策并非孤立存在。根据后续信息，截至2025年12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已释放扩大禁令的信号——计划将覆盖范围扩展至30多个国家。当前实际执行中，除12国全面禁入外，另有7国处于部分限制状态，且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已暂停对阿富汗、伊朗、苏丹等19个此前受限国家人员的移民申请，并启动对拜登政府期间或之后入境人员的“全面重新审查”。从6月的12国禁令到12月的“30国计划”，美国移民限制政策呈现出显著的扩大化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禁令设置了有限豁免条款：美国永久居民、阿富汗特别移民签证持有者、外交人员、职业运动员及持有未受限国家护照的双重国籍人士可例外入境。这种“精准限制+有限开放”的设计，既体现了政策的针对性，也暗含对特定利益群体的保护意图。

二、从“安全风险”到“政治工具”：禁令背后的多重动因

（一）近期安全事件的直接触发

2025年12月初，两名美国国民警卫队成员在白宫附近遭一名阿富汗移民枪击，其中一人不幸身亡。这起事件成为政策收紧的直接导火索。特朗普政府迅速将其与“移民安全隐患”关联，强化了“限制高风险国家移民”的舆论基础。

更早的6月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反犹袭击事件则是禁令最初的催化剂。45岁的穆罕默德·萨布里·索利曼在集会中投掷燃烧瓶并高喊“解放巴勒斯坦”，造成12人受伤。联邦检察官将其定性为“反犹太恐怖袭击”，这一事件被白宫官员称为特朗普签署禁令的“最后决策依据”。两起事件的时间线与政策出台节点高度重合，凸显了“安全事件—政策回应”的即时关联。

（二）国内政治博弈的深层驱动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始终与“美国优先”理念紧密绑定。在2024年大选后，面对国内保守派势力的压力，强化边境管控、限制“高风险移民”成为巩固基本盘的关键手段。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美国民意调查中，58%的受访者认为“移民增加了国家安全风险”，较2023年上升12个百分点，这种民意转向为政策收紧提供了社会基础。

同时，对拜登政府移民政策的“拨乱反正”也是重要考量。拜登执政期间曾放宽部分国家移民限制，允许数万名来自阿富汗、海地等国的人员以“人道主义parole”身份入境。当前对这些群体的“全面重新审查”，本质上是对前政府政策的否定，体现了美国两党在移民议题上的激烈博弈。

（三）安全叙事的工具化运用

将特定国家与“安全风险”简单挂钩，是美国政府惯用的政策包装手法。被全面禁止的12国中，阿富汗、伊朗、索马里等国长期被美国列为“恐怖主义支持国”或“冲突地区”，海地、缅甸等则因治理能力薄弱被贴上“高风险”标签。但这种分类缺乏具体数据支撑——美国国务院2024年反恐报告显示，过去5年美国本土发生的17起恐怖袭击中，仅有2起实施者来自被禁国家，占比不足12%。安全叙事的扩大化，更多是为政策合理性提供“政治正确”的注脚。

三、连锁反应与国际社会的多维回应

（一）对被禁国家的现实冲击

禁令直接切断了12国普通民众与美国的人员往来。以海地为例，该国约15%的GDP依赖海外侨汇，其中美国侨民贡献占比超60%。入境禁令导致海地侨民回国探亲和资金汇出受阻，预计2026年海地侨汇收入将下降30%以上。伊朗作为被禁国之一，本就因美伊关系紧张面临经济制裁，此次人员流动限制进一步加剧了两国社会层面的隔离。

部分限制国家同样受到波及。古巴长期依赖医疗工作者赴美国短期执业获取外汇，禁令实施后，古巴医疗人员赴美签证通过率从2024年的45%骤降至2025年11月的12%，直接影响相关行业收入。

（二）美国社会的隐性裂痕

禁令在国内引发了移民群体的普遍焦虑。据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统计，当前美国境内约有230万来自被禁国家的合法居民，其中45%为入籍未满10年的新公民。他们担忧禁令可能延伸至已入境群体，部分人开始减少参与公共活动，族裔社区的社会融入进程受阻。

法律界与学术界的批评声持续发酵。哈佛大学移民法专家玛丽·沃克指出：“将整个国家的国民笼统视为安全威胁，违反了美国宪法的平等保护原则。”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已发起3起针对禁令的诉讼，指控其“基于国籍的歧视”。

（三）国际社会的复杂反馈

被禁国家政府普遍表达抗议。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禁令“是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的又一例证”，阿富汗临时政府则表示“这将损害两国本就脆弱的人文联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呼吁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