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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整治违规吃喝问题研讨材料

违规吃喝问题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表现，其背后往往交织着利益输送、权力寻租等腐败问题，是侵蚀政治生态的“腐蚀剂”、损害党群关系的“隔离墙”。近年来，随着正风肃纪力度持续加大，明目张胆的公款吃喝、超标接待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但违规吃喝行为也呈现出隐蔽化、变异化特征，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从政治高度深化整治，推动形成“不敢吃、不能吃、不想吃”的长效机制。

一、当前违规吃喝问题的主要表现与危害

从近年查处的案例看，违规吃喝问题已从“明”转“暗”、从“地上”转入“地下”，手段更隐蔽、形式更多样，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一是“场所变异”规避监督。部分干部放弃传统酒店、饭店，选择私人会所、企业内部食堂、“一桌餐”私房菜等隐蔽场所，甚至将吃喝地点设在农村院落、郊区民宿，通过“熟人引荐”“暗号对接”等方式规避监管。如某县住建局原局长张某，长期在管理服务对象李某经营的郊区农庄接受宴请，农庄内部不设招牌、不对外营业，仅为特定人员提供服务，其费用通过虚增工程款项的方式由李某“埋单”。

二是“费用转嫁”隐蔽买单。公款直付的“硬违纪”减少，但“转嫁支付”的“软腐败”增多。有的将违规吃喝费用混入单位正常开支，通过虚开发票、拆分账单等方式套取公款；有的由管理服务对象或利益关联方“代付”，表面上“私人聚会”，实则是“权力寻租”的前期铺垫。某国企负责人王某，2022年春节前先后4次接受合作供应商宴请，相关费用均由供应商以“客户维护费”名义计入企业成本，王某则在项目招标中为其提供便利。

三是“对象特定”强化利益勾连。违规吃喝的参与人员不再局限于“酒肉朋友”，更多围绕权力运行链条展开，形成“围猎”与“被围猎”的利益共同体。有的干部与商人“亲清不分”，借“同学会”“老乡会”之名组织“小圈子”聚餐，席间谈项目、拉关系；有的将吃喝作为“感情投资”的载体，通过高频次、高规格宴请拉近与监管干部的关系，为后续谋利铺路。某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陈某，在3年时间内与20余名企业主形成固定“酒局圈”，每月聚餐不少于4次，最终因收受贿赂被移送司法机关。

这些隐蔽变异的违规吃喝行为，表面看是“舌尖上的浪费”，实质是“权力的腐败”。一方面，其严重破坏党内政治生态，助长“酒桌文化”“圈子文化”，让正常的同志关系、政商关系异化为“利益交换关系”；另一方面，其损害群众切身利益，大量被“转嫁”的费用最终通过抬高物价、降低服务质量等方式由群众“买单”，消解了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的获得感；更关键的是，其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据统计，近三年查处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73%的案件存在违规吃喝问题，且68%的受贿行为发生在违规吃喝之后。

二、违规吃喝问题屡禁不止的深层原因

违规吃喝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必须深挖背后的思想根源、制度漏洞和监督短板。

从思想认识看，“酒桌文化”的积弊仍未根除。部分干部存在“无酒不成事”的错误观念，将吃喝作为“联络感情”“推进工作”的手段，甚至认为“吃点喝点是小事”“不搞应酬办不成事”。有的干部特权思想作祟，把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视为“身份象征”，将“被请”等同于“被重视”，对违规性质缺乏清醒认知。某乡镇干部在接受谈话时坦言：“刚开始也觉得不妥，但看到其他干部都这么做，慢慢就习惯了，觉得这是‘职场潜规则’。”

从制度执行看，“模糊地带”为违规行为提供了空间。现行公务接待制度虽对标准、范围、审批流程作出规定，但部分条款较为原则，如“按规定标准执行”中的“标准”在不同地区、不同单位存在差异，“与公务无关的宴请”缺乏明确界定标准，给“打擦边球”留下操作空间。同时，财务报销审核存在“重形式、轻实质”问题，部分单位对发票真伪、消费明细审核严格，但对“谁消费、为何消费”把关不严，导致虚开发票、拆分账单等问题难以被发现。

从监督手段看，对隐蔽问题的发现能力不足。传统监督方式主要依赖群众举报、专项检查，对“地下场所”“私人宴请”等隐蔽行为覆盖有限；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税务、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掌握的餐饮消费数据未与纪检监察机关有效联通，难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异常消费线索；此外，对“八小时外”的监督存在盲区，部分干部认为“下班之后是私人时间”，对“八小时外”的社交活动缺乏自律，而组织上也难以实时掌握其动态。

三、深化违规吃喝问题整治的实践路径

整治违规吃喝问题，必须坚持“三不腐”一体推进，既要猛药去疴严查严处，又要系统施治堵塞漏洞，更要文化浸润正本清源。

（一）以“零容忍”态度强化“不敢腐”的震慑

坚持有案必查、查深查透，对顶风违纪行为“露头就打”。一是聚焦关键节点。紧盯节假日、干部调整期、项目审批期等违规吃喝易发多发时段，通过明察暗访、交叉检查等方式开展专项督查，对酒店、饭店、私人会所等场所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