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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法》中“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

引言

行政诉讼作为“民告官”的法定渠道，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的重要制度保障。而“原告资格”作为启动行政诉讼程序的“入门钥匙”，直接决定了哪些主体有权将行政机关诉至法院。其认定标准的宽严尺度，既关系到公民权利救济的范围是否充分，也影响着行政效率与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自《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随着社会治理需求的变化与法治理念的进步，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经历了从严格限制到逐步放宽的演变过程。本文将围绕这一核心问题，结合法律条文、司法实践与理论探讨，系统梳理“原告资格”的认定逻辑与具体规则。

一、原告资格的法律依据与核心要素

（一）法律条文的演变：从“具体行政行为”到“行政行为”

我国《行政诉讼法》对原告资格的规定，在立法与修法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扩张趋势。早期的法律规定（如1989年《行政诉讼法》）将原告资格限定为“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此时“具体行政行为”的表述严格区分了行政行为的类型，客观上限制了原告范围。随着行政诉讼实践的发展，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时，将“具体行政行为”统一表述为“行政行为”，并在第25条明确：“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这一调整突破了“具体行政行为”的局限，将原告资格的核心标准转向“利害关系”，为更多主体参与行政诉讼打开了制度空间。

（二）核心标准：“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现行法律框架下，“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是认定原告资格的核心要件。这一标准包含三重内涵：

其一，权益指向性。原告主张的权益需属于法律保护的范围，包括人身权、财产权、劳动权、受教育权等具体权利，以及法律明确保护的其他利益（如公平竞争权、知情权）。例如，行政机关对某企业作出的行政处罚若影响了相邻商户的经营环境，相邻商户的财产权益即可能与该行政处罚存在利害关系。

其二，因果关联性。行政行为与权益受损之间需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这里的“因果关系”不要求行政行为是权益受损的唯一原因，但需达到“行政行为对权益产生实际影响”的程度。例如，行政机关未依法公开政府信息，导致公民无法及时获取关键信息并错过行政许可申请期限，此时行政机关的不作为与公民的权益受损即存在因果关联。

其三，实际影响性。权益受损需是已经发生或必然发生的，而非主观臆测或尚未形成的风险。例如，公民仅以“可能存在环境隐患”为由起诉行政机关未履行环境监管职责，若无法证明该隐患已实际威胁其人身或财产安全，则可能因缺乏“实际影响”而不具备原告资格。

（三）司法实践的补充：司法解释与指导案例的细化

为进一步明确“利害关系”的认定边界，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与指导案例对原告资格作出细化规定。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行诉解释》）第12条列举了“相邻权人”“公平竞争权人”“要求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等七类常见的“利害关系人”。指导案例中，法院通过具体裁判进一步明确：行政机关作出的规划许可若影响了周边居民的采光权，周边居民即具备原告资格；行政机关对企业的行政奖励若排除了其他符合条件的竞争者，竞争者可因公平竞争权受损提起诉讼。这些规定与案例共同构建了“利害关系”的判断规则体系。

二、“利害关系”的多维认定维度

（一）直接利害关系：行政行为的相对人

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是最典型的原告主体，因其直接受行政行为的约束或影响，与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最为明确。例如，行政机关向张某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张某作为被处罚对象，显然与该处罚行为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人”不仅包括行政行为明确指向的对象，还包括虽未被直接列明但实际受行政行为效果约束的主体。例如，行政机关向甲公司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虽未直接提及乙公司，但该许可若涉及乙公司已合法占有的土地，乙公司即属于“实际受约束的相对人”，具备原告资格。

（二）间接利害关系：受行政行为波及的第三方

除相对人外，行政行为可能对第三方的合法权益产生间接影响，此时第三方与行政行为的“间接利害关系”需满足严格的认定条件。实践中常见的间接利害关系主体包括：

相邻权人。例如，行政机关向某开发商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若该许可批准的建筑高度、间距违反规划要求，导致周边居民的采光、通风权益受损，周边居民可基于相邻权提起诉讼。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需重点审查行政许可是否符合国家关于建筑间距、日照标准的规定，以及该许可与居民权益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否成立。

公平竞争权人。当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如行政许可、行政奖励、行政处罚）对市场竞争秩序产生影响时，其他竞争者可能因公平竞争权受损获得原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