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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的屯田制与军粮供应

引言

东汉末年，天下分崩，群雄并起。战争的规模与频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黄巾起义到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各方势力的角逐不仅是军事力量的比拼，更是后勤补给的较量。在这一背景下，军粮供应成为制约军队战斗力的核心问题——士兵无粮则溃，战马无秣则蹶，粮草断绝往往意味着战争的失败。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压力下，屯田制作为一种兼具军事与经济双重属性的制度创新，被曹操、孙权、刘备等势力先后采用，成为三国时期维系军粮供应的关键支撑。本文将从屯田制的起源背景、实施细节、实际成效及历史局限等维度展开分析，探讨这一制度如何在战乱中重构农业生产体系，进而影响三国格局的演变。

一、屯田制的起源与历史背景

（一）东汉末年的社会动荡与军粮危机

东汉末年的社会崩溃是屯田制产生的直接诱因。长期的宦官专权、外戚干政与土地兼并，早已让底层百姓陷入“父子低首，奴事富人”的困境。黄巾起义爆发后，战火席卷中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绝非虚言：据史书记载，当时黄河流域的人口较东汉鼎盛时期减少了约七成，大量农田因无人耕种而沦为荒野，原本“膏壤千里”的关中、河南地区，竟出现“民人相食”的惨剧。

对于割据势力而言，军粮短缺更是致命威胁。曹操早期“军无见粮”时，甚至不得不向袁绍借粮；刘备在新野屯兵时，因粮草不足多次被迫转移；孙策初入江东，曾因粮道被截而陷入“士卒绝粮，杀马充饥”的窘境。传统的粮食征收方式——依靠地方郡县的田租与户调——在战乱中彻底失效：一方面，人口锐减导致纳税基数大幅下降；另一方面，地方行政体系崩溃，无法有效组织粮食征收与运输。正如《三国志》所总结：“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

（二）屯田制的思想渊源与早期实践

屯田制并非三国时期的首创，其思想可追溯至先秦的“农战”理念。商鞅在秦国推行“耕战政策”，将农业生产与军事扩张紧密结合，提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汉代为巩固边疆，已在西域、河西走廊等地实行“军屯”，由戍边士兵开垦荒地，“一岁中，数万人戍田”，既解决了驻军粮食问题，又减少了内地运粮的损耗。这些早期实践为三国屯田制提供了制度模板。

值得注意的是，东汉末年的“坞堡经济”也为屯田制提供了现实参考。战乱中，地方豪强组织宗族、部曲修建坞堡，形成“屯聚而居，且耕且战”的自给自足单元。这种以集体劳作保障生存的模式，与后来官方推行的屯田制在组织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两者都强调人力集中、土地集中与生产集中，只不过屯田制是从民间自发模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二、屯田制的具体实施与管理体系

（一）民屯：农业生产的基础支撑

民屯是三国屯田制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本质是将流离失所的农民重新固定在土地上，通过国家统一组织农业生产来保障粮食产出。以曹魏为例，曹操采纳枣祗、韩浩的建议，首先在许都（今河南许昌）附近试行民屯。具体操作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其一，招募流民。当时中原地区“百姓流亡，户口耗少”，曹操通过发布招抚令、承诺“免役三年”等优惠政策，吸引大量流民归附。这些流民被称为“屯田客”，身份与普通编户齐民不同，不承担地方兵役，专事农业生产。

其二，分配土地与农具。国家将无主荒地按人口分配给屯田客，一般为“夫一顷”（约合今50亩），同时提供耕牛、种子、农具等生产资料。若屯田客使用官牛，则需将收成的六成上交；若自备耕牛，上交比例为五成。这种“分田之术”既保障了国家收益，又让屯田客能保留部分粮食维持生计，极大提高了生产积极性。

其三，组织管理。民屯实行层级化管理：中央设大司农总领全国屯田事务；郡级设典农中郎将或典农校尉（相当于太守级别）；县级设典农都尉（相当于县令级别）；最基层为“屯”，每屯约50人，设屯司马管理。这种垂直管理体系独立于地方行政系统，避免了地方官员的干扰，确保屯田事务高效运行。

（二）军屯：亦兵亦农的双重职能

军屯是屯田制的另一支柱，主要由士兵及其家属参与，目标是实现“兵精粮足，战守两便”。与民屯相比，军屯的军事属性更强，其组织更强调纪律性与集中性。

曹魏的军屯分为两类：一类是边疆军屯，主要分布在与吴、蜀接壤的淮河流域、关中地区，由“佃兵”负责耕作。例如，司马懿在淮河南北驻军五万，“且佃且守”，每年产出粮食数百万斛，不仅满足驻军需求，还能支援前线。另一类是内地军屯，主要由未参战的士兵在驻地附近开垦荒地，如邓艾在颍川（今河南禹州）组织士兵修渠灌溉，“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

东吴的军屯规模同样可观。孙权曾“遣兵数千家佃于江北”，驻守长江沿线的士兵平时“春惟知农，秋惟收稻”，战时“甲胄生虮虱，燕雀处帷幄”。为激励士兵生产，东吴允许军屯士兵的家属参与耕作，部分收成可留作家用，这种“兵户屯田”模式既稳定了军心，又增加了粮食产量。

蜀汉的军屯因地理条件限制（多山地、耕地少）规模较小，但在关键区域仍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