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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公务罪的行为对象与暴力程度要求

引言

妨害公务罪是我国刑法中维护社会管理秩序的重要罪名，其核心在于保障国家公权力的合法行使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在司法实践中，该罪名的准确适用不仅关系到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平衡，更直接影响法律权威的树立。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精准把握“行为对象”与“暴力程度要求”两个核心要件——前者明确“阻碍了谁的公务”，后者界定“以何种方式阻碍”。本文将围绕这两个要件展开系统分析，结合法律规定与实践争议，探讨其认定标准与边界，以期为司法适用提供理论参考。

一、妨害公务罪的行为对象：范围界定与合法性审查

妨害公务罪的行为对象，是指行为人暴力、威胁行为所针对的，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特定主体。根据《刑法》第277条规定，该对象并非泛指所有执行公务的人员，而是有严格的法定范围与条件限制。准确界定行为对象的范围，是认定妨害公务罪的逻辑起点。

（一）法定对象的类型化分析

我国刑法对妨害公务罪的行为对象采取了“列举+补充”的立法模式，具体包括四类主体：

第一类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是妨害公务罪最常见的对象，涵盖各级政府、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需严格按照《刑法》第93条的规定理解，即“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既包括具有公务员编制的正式人员，也包括受国家机关委托或聘用，在一定期限内行使国家机关职权的人员（如合同制民警）。例如，交通警察在道路上疏导交通、市场监管人员检查商户经营资质等，均属于依法执行职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第二类是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根据《刑法》第277条第2款，人大代表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时成为妨害公务罪的对象。这里的“执行代表职务”主要指人大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的工作（如审议议案、选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闭会期间的活动（如视察、执法检查）。例如，人大代表在社区开展关于民生问题的调研时，若遭遇暴力阻碍，即可能构成妨害公务罪。

第三类是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刑法》第277条第3款规定，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依法履行职责时，成为本罪对象。这一限定条件源于红十字会的特殊职能——其主要在紧急状态下提供人道主义救援，如地震救灾中的伤员转运、物资发放等。若脱离“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背景（如日常办公），则不属于本罪保护范围。

第四类是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的人员。《刑法》第277条第4款特别规定，对此类人员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其执行任务，即使未造成严重后果，也可构成本罪。这一规定体现了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特殊保护，因国家安全任务往往具有高度敏感性和紧迫性，如反间谍调查、网络安全监测等。

（二）“依法执行职务”的实质审查

行为对象要成为妨害公务罪的适格主体，除了具备上述身份外，还需满足“依法执行职务”这一实质要件。所谓“依法”，既包括程序合法，也包括实体合法。

程序合法要求职务行为的实施符合法律规定的步骤、方式和权限。例如，税务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税务检查时，需出示执法证件并说明检查理由；若未履行这一程序，其行为即因程序违法而不具备“依法执行职务”的合法性，此时相对人采取的反抗行为不构成妨害公务罪。

实体合法要求职务行为的内容符合法律授权的范围。例如，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若超越职权范围，对不属于其管辖的企业进行强制整改，其行为即因实体违法而丧失合法性基础。需要注意的是，实践中对“依法”的判断应采取“形式审查为主、实质审查为辅”的原则——只要职务行为在外观上符合法定程序（如持有合法证件、表明身份），即使最终被确认实体违法（如处罚决定被撤销），相对人仍可能因阻碍行为构成妨害公务罪。这是因为，公权力的权威性需要得到即时维护，若允许公民自行判断职务行为的实质合法性，可能导致公权力运行陷入无序状态。

（三）争议对象的司法认定

司法实践中，部分特殊主体是否属于妨害公务罪的行为对象存在争议，需结合具体情形分析：

其一，“临时工”“协管员”等辅助执法人员。这类人员虽未取得正式编制，但受国家机关委托参与执法活动（如交通协管员协助交警疏导交通），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的延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指导案例，若其在授权范围内协助执法，且外观上具备执法标识（如穿制服、佩戴工作证），应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畴，成为妨害公务罪的对象。

其二，受委托从事公务的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例如，社区工作人员受街道办委托开展人口普查，其行为是否属于“依法执行职务”？对此需严格审查委托的合法性：若委托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如《统计法》授权基层组织协助统计），且受托人在委托范围内行事，则应认定为依法执行职务；反之，若委托超越法定权限（如委托社区人员实施行政处罚），则不属于本罪保护对象。

二、妨害公务罪的暴力程度要求：形式区分与程度界限

暴力或威胁行为是妨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