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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在其著作中首先提出”合理性”的价值理性及工具理性两方面。目前已然成为了众多学者分析、研究政治问题的理论框架[1]。所谓工具理性是指个体的行为只受追求功利的动机驱使，而其行为借助理性，以达到自己的预期目标。也可以说行动者是以手段的有效性为首位，仅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追求预期目的，却漠视了社会人的情感价值和精神价值。而价值理性是指一定行为的无条件的价值，强调的是动机的纯正和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现自己期望的目的，而不管结果如何。价值理念更多地表现为抽象的理论状态，体现出一种价值理念。

民主是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最大的理性成就。几千年来，民主既是人类长期以来理性构建，孜孜以求的美好理想目标，又是人类理性研究，苦苦探索的管理体制[2]。我国民主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具体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选举民主形式、协商民主形式等工具理性，也体现在中国民主建设的价值基础、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内容等价值理性。虽然我国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都已取得较好的成绩，但目前依然有着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民主工具理性的不健全，不完善，例如，我国已有相当优越的制度支撑民主，但其制度在真正的实行及落实上，在具体的民主程序上依然存在许多漏洞和缺陷。二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差距，也是理想民主与现实民主之间的差距[3]。我国所提倡的人民民主与资本主义的个人民主或自由民主在本质上，在根本上均不同，而是比之更为高级的一种民主。而这种本质上体现为更高级别的民主必须有更为完善、健全的形式才能实现。然而，我国长期以来在强调我国民主本质内容优越的同时，常常忽略了对民主的程序、体制的健全，从而导致我国优越的民主内容无法实现，无法发挥其应该发挥的功能。事实上，代议制的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把“人民当家做主”变成了“为人民当家做主”，人民在选举之后就失去了当家作主的权力和自由。甚至有人打出“社会主义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口号，混淆视听，导致了部分专制政治的弊端。目前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政治协商制度依然由“官员”“名人”等占据半壁江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也导致了人民代表等监督职责的虚设。此外，部分官员的个人工具理性极端化，致使价值理性的丢失，也丢掉了党的宗旨和服务意识。面对我国民主的现状，要推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大力加强民主工具理性的建设。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组织形式。然而，由于我国实行兼职代表制度，许多人大代表没有时间或精力专注于这份职任，与选民或选举单位之间联系也少，不能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反映群众心声。其次，人大代表结构中以中共党员、官员占多数，容易形成徇私舞弊等诸多弊端[4]。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继续高举民主的旗帜，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相统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关键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性质和中国民主的性质，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根本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坚持并自觉接受党的领导，是人大工作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及其作用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是我国宪法确认的，是由党的先进性以及它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所决定的，任何其他政治力量都无法代替它。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依靠党的领导。而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人民当家作主保证了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意愿，离开人民当家作主，不受人民监督，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就会脱离正确方向，就会变质。中国共产党只有领导人民创造各种有效的当家作主的民主形式，坚持依法治国，，才能充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效途径和可靠保障。社会主义民主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第二，坚持“议行合一”的原则，不搞三权分立。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一定要从我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我们坚持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都是适合我国国情和实际的最好的民主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多党制或两党制，各党派明争暗斗。不论哪个党派上台执政，都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都要极力维护自己及其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西方议会无论是“一院制”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