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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工经济下的权益保障路径

引言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与共享经济的深度融合，零工经济以势不可挡的态势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外卖骑手穿梭于城市街巷、网约车司机连接起出行需求、网络主播在屏幕前传递信息……这些依托互联网平台实现的灵活就业形态，正在重塑传统的用工模式。据相关统计，我国零工经济从业者规模已达数亿人，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蓄水池”。然而，在零工经济蓬勃发展的背后，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逐渐凸显：外卖骑手因交通事故难以认定工伤、网约车司机被平台抽成挤压收入空间、自由撰稿人遭遇拖欠稿费却维权无门……这些现象不仅影响零工群体的获得感与安全感，更制约着零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何构建与零工经济特征相匹配的权益保障体系，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课题。

一、零工经济的特征与权益保障的核心矛盾

零工经济区别于传统雇佣关系的核心在于“灵活性”，这种灵活性既体现在用工形式上，也反映在权益保障的复杂性中。要破解权益保障难题，需先厘清零工经济的运行逻辑与劳动者面临的核心矛盾。

（一）零工经济的典型特征

零工经济的本质是“平台+个人”的新型协作模式，其特征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其一，用工关系的非标准化。传统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与企业通过劳动合同建立“从属性”关系，企业需承担工资支付、社保缴纳等法定责任；而零工经济中，平台与劳动者多通过“服务协议”或“合作协议”建立联系，劳动者自主决定工作时间、地点，平台仅提供信息撮合或技术支持，双方关系更趋近于“合作”而非“雇佣”。

其二，劳动过程的数字化管控。平台通过算法系统对劳动者进行任务派单、效率考核与奖惩管理，例如外卖平台根据骑手的历史配送时长、客户评价等数据动态调整配送范围，网约车平台通过实时定位监控司机接单轨迹。这种“数字赋权”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形成了无形的“数据枷锁”。

其三，收入来源的多元化与不稳定性。零工劳动者的收入主要依赖订单量或工作量，受市场需求、季节变化、平台规则调整等因素影响显著。例如，某调研显示，约60%的外卖骑手月收入波动幅度超过30%，部分骑手在恶劣天气或消费淡季甚至难以覆盖基本生活成本。

（二）权益保障的核心矛盾：传统制度与新型业态的适配性冲突

零工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建立在传统雇佣关系基础上的权益保障制度面临“水土不服”。这种冲突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是劳动关系认定的模糊性。现行《劳动合同法》以“人身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为劳动关系认定的核心标准，但零工劳动者的工作自主性削弱了“人身从属性”，平台不直接发放固定工资弱化了“经济从属性”，这导致大量零工被排除在劳动法保护范围之外。例如，某法院曾受理一起外卖骑手工伤赔偿案，因平台与骑手签订的是“劳务协议”，法院最终未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骑手无法获得工伤保险赔付。

其次是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缺口。我国现行社保制度以“单位+个人”的缴费模式为主，而零工劳动者多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需自行承担全部社保费用，且只能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险种缺失。数据显示，仅不足20%的零工劳动者参加了工伤保险，一旦发生意外事故，往往需自行承担高额医疗费用。

最后是维权渠道的低效性。传统劳动争议解决机制依赖劳动合同、工资流水、考勤记录等证据，但零工劳动者的工作记录多存储于平台算法系统中，个人难以获取完整数据；同时，零工群体分布分散、流动性强，难以形成集体协商的组织化力量，个体维权面临“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的困境。

二、零工权益保障的现实挑战与深层动因

权益保障问题的表象背后，是多方主体责任边界不清、制度设计滞后、市场力量失衡等深层矛盾的交织。只有深入剖析这些动因，才能找到破题的关键。

（一）制度供给滞后：法律与政策的“真空地带”

当前，我国针对零工经济的专项立法仍处于探索阶段。尽管《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提出要“明确平台企业劳动保护责任”，但具体条款多为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的实施细则。例如，文件要求平台“合理确定抽成比例和报酬标准”，但未明确“合理”的判断依据；提出“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但未解决灵活就业人员跨区域参保、多平台就业叠加参保等实际问题。制度供给的滞后，使得平台企业在责任承担上存在“模糊空间”，劳动者权益缺乏刚性约束。

（二）平台责任错位：效率优先下的权益挤压

在资本逐利性与市场竞争压力下，部分平台企业将“降低用工成本”作为核心目标，通过“去劳动关系化”规避法定责任。例如，一些平台将骑手业务外包给第三方劳务公司，形成“平台—外包公司—骑手”的多层用工链条，进一步模糊责任主体；还有平台利用算法优化压缩劳动者收入，如通过动态调整配送距离、缩短接单时间等方式，迫使劳动者为维持收入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导致过度劳累甚至安全隐患。这种“效率优先”的发展模式，本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