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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敏感个人信息’范围界定

引言

在数字技术深度渗透生活的今天，个人信息已成为重要的社会资源。从网络购物留下的消费记录，到健康APP采集的身体数据，再到社交平台沉淀的社交关系，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与共享几乎贯穿每个人的日常。然而，并非所有个人信息都具有同等风险——某些信息一旦泄露或滥用，可能对个人的人格尊严、人身安全或财产权益造成严重威胁。这类信息被法律特别定义为“敏感个人信息”，其范围界定既是个人信息保护的核心问题，也是平衡个人权益与社会发展的关键支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保法》）设专节规定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规则，明确其范围与保护要求，为实践中识别、保护这类特殊信息提供了法律依据。本文将围绕“敏感个人信息”的范围界定展开，从立法逻辑、具体内容、界定标准及实践挑战等维度深入探讨，以期为理解这一法律概念提供系统性视角。

一、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律定位与立法逻辑

（一）敏感个人信息的基础概念与分级保护理论

个人信息保护的核心在于“分类保护”，即根据信息的风险程度采取差异化的保护措施。在这一框架下，“敏感个人信息”是相对于“一般个人信息”而言的特殊类别。一般个人信息如姓名、手机号、普通地址等，虽涉及隐私，但单独使用或泄露时，对个人权益的威胁程度较低；而敏感个人信息则因与人格尊严、人身财产安全高度关联，一旦被非法获取或利用，可能引发歧视、诈骗、人身伤害等严重后果。例如，某求职者的健康隐私被招聘平台泄露，可能导致其因疾病史被用人单位不合理拒绝；某用户的金融账户信息被窃取，可能直接造成财产损失。这种风险差异，是法律对敏感个人信息实施“特殊保护”的逻辑起点。

从理论基础看，敏感个人信息的界定源于“信息敏感性”理论。该理论认为，信息的敏感性由其“可识别性”“关联性”和“风险性”共同决定：可识别性越强（如生物识别信息能直接锁定特定个体）、与核心权益关联越紧密（如宗教信仰涉及精神自由）、泄露后损害后果越严重（如医疗健康信息可能被用于精准诈骗），信息的敏感性就越高。法律通过明确敏感信息范围，实质上是在划定“高风险信息”的边界，要求处理者采取更严格的保护措施（如取得单独同意、进行风险评估等），以降低信息滥用风险。

（二）敏感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必要性

敏感个人信息的特殊保护，是回应现实需求与价值权衡的结果。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收集能力空前增强，生物识别、定位追踪等技术的普及，让原本难以获取的“高敏感信息”变得容易采集。例如，某些手机应用可通过摄像头获取用户人脸信息，通过GPS实时追踪行踪轨迹，这些信息若被恶意利用，可能对个人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另一方面，实践中因敏感信息泄露引发的侵权事件频发：某医疗平台泄露患者病历导致隐私曝光、某金融机构数据泄露引发大规模诈骗、某社交软件定位信息被用于跟踪骚扰……这些案例凸显了对敏感信息“特别保护”的紧迫性。

从法律价值看，敏感个人信息保护体现了“人格尊严优先”的立法理念。我国《民法典》明确将“人格尊严”作为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个保法》作为专门法，通过界定敏感信息范围并设置更严格的处理规则（如“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并采取严格保护措施的情形下，方可处理”），实质上是在强化对人格尊严的保护。例如，宗教信仰信息涉及个人精神自由，若被不当收集或公开，可能导致社会歧视，损害人格尊严；生物识别信息作为“数字身份”的核心标识，一旦泄露则难以像密码一样重置，其保护必要性远高于一般信息。

二、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敏感个人信息的具体范围

（一）法定范围的列举与内涵解析

《个保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明确列举了敏感个人信息的范围：“敏感个人信息是指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害的个人信息，包括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信息，以及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这一规定采用“概括+列举”的方式，既明确了核心标准（高风险性），又通过具体类型增强了可操作性。以下对列举的主要类型逐一解析：

生物识别信息：指通过技术手段采集的能够识别特定自然人的生物特征数据，如指纹、人脸、声纹、虹膜等。这类信息的敏感性在于其“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指纹是人体固有特征，人脸信息与身份直接绑定，一旦泄露，无法像更换密码一样重新生成，可能被用于伪造身份、非法交易等，对人身和财产安全构成直接威胁。例如，某支付平台曾因人脸识别系统漏洞导致用户资金被盗，暴露出生物识别信息的高风险属性。

宗教信仰信息：包括个人信仰的宗教类型、参与宗教活动的记录等。宗教信仰是个人精神生活的核心内容，与人格尊严紧密相关。历史上，因宗教信仰信息泄露导致的歧视、排斥甚至迫害事件屡见不鲜。法律将其纳入敏感信息，本质是保护个人的精神自由和社会平等权。

特定身份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