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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赌场罪量刑情节案例

引言

开设赌场罪是我国刑法中明确规制的涉赌犯罪类型，其社会危害性不仅体现在诱发赌博成瘾、破坏家庭关系，更可能滋生洗钱、暴力追债等衍生犯罪，严重扰乱社会管理秩序。司法实践中，对开设赌场罪的量刑并非“一刀切”，而是需综合考量犯罪情节的轻重，包括赌资数额、参赌人数、持续时间、是否涉及特殊群体、是否存在暴力威胁等关联行为，以及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退赃情况等。本文通过典型案例分析，梳理开设赌场罪量刑情节的司法认定逻辑，为理解此类犯罪的定罪量刑提供实践参考。

一、开设赌场罪量刑的基础情节与典型案例

开设赌场罪的量刑起点与基础情节密切相关。根据《刑法》第303条第2款及相关司法解释，赌资数额、抽头渔利（即赌场从每局赌博中抽取的利润）、参赌人数、犯罪持续时间等是判断犯罪“情节严重”与否的核心指标，直接影响量刑幅度（一般情节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赌资数额与抽头渔利的认定标准

赌资数额与抽头渔利是衡量赌场规模与非法收益的关键指标。司法实践中，赌资通常包括当场查获的现金、筹码，以及通过网络支付的资金流水；抽头渔利则是赌场通过“抽水”“打码”等方式获得的直接收益。

案例1：张某等人线下开设赌场案

张某在某小区租赁房屋开设麻将馆，表面经营棋牌娱乐，实际以“打麻将”“推牌九”方式组织赌博。警方查获时，现场赌资现金2.8万元，记账本显示近3个月抽头渔利累计4.2万元。法院审理认为，张某的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但根据司法解释“抽头渔利累计达3万元以上”即属“情节严重”的标准，其抽头渔利4.2万元已超过起点，最终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2万元。

案例2：李某线上开设赌场案

李某通过某社交软件组建赌博群组，组织群内成员以“抢红包”形式赌博（设定红包金额、个数，尾数大小定输赢）。经查，该群组运营2个月，赌资流水达18万元，李某通过“抽成”获利5.6万元。法院认定，线上赌博的赌资计算以实际投注或赢取的资金为准，李某的赌资流水和抽头渔利均远超“情节严重”标准（线上赌资累计30万元或抽头渔利3万元以上），最终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5万元。

两案对比可见，线上赌博因资金流转更隐蔽、参与范围更广，司法对其赌资和抽头渔利的认定标准更严格，量刑也更重。

（二）参赌人数与持续时间的考量

参赌人数反映赌场的社会危害性——参与人数越多，影响的家庭和个体越广；持续时间则体现犯罪的主观恶性和对社会秩序的破坏程度。

案例3：王某台球厅赌场案

王某经营的台球厅内设置4台赌博机（每台可同时供2人使用），每日吸引10-20人参与赌博，持续运营6个月。警方查获时，现场有15人参与赌博，赌博机内累计赌资1.2万元。法院审理认为，虽赌资未达“情节严重”标准，但参赌人数（按赌博机台数×每台容量计算，4台×2人=8人以上即属“情节严重”）已符合加重情节，最终判处王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3万元。

案例4：陈某短期流动赌场案

陈某为逃避监管，在城乡结合部租赁临时场地，每周六晚组织“推筒子”赌博，持续4周后被查获。经查，参赌人数累计30余人次，赌资累计1.5万元，抽头渔利8000元。法院认为，陈某的赌场虽参与人次较多，但持续时间短（仅4周）、非法收益较低，未达到“情节严重”标准，最终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1万元。

可见，参赌人数的“累计人次”与“同时在场人数”均会被纳入考量，而短期犯罪因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可能从轻处罚。

二、开设赌场罪的加重处罚情节与典型案例

除基础情节外，若犯罪行为涉及特殊群体、采用网络手段或伴随暴力威胁等，司法机关会认定为“情节严重”甚至“特别严重”，从而加重量刑。

（一）组织特殊群体参与赌博的情节

特殊群体主要指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自我保护能力较弱的群体。组织此类群体参赌，不仅侵害其财产权益，更可能造成心理创伤或家庭矛盾，因此司法对此类行为持“零容忍”态度。

案例5：赵某网吧组织未成年人赌博案

赵某在经营的网吧内设置赌博机，明知部分参与者为16-17周岁的未成年人，仍默许其使用身份证登记后参与赌博。警方查获时，现场有7名未成年人，其中2人因输掉生活费而偷拿家中财物。法院审理认为，赵某的行为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且未成年人参与人数超过总参赌人数的30%，属于“情节严重”的加重情形，最终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8万元。

（二）网络赌博的特殊危害性

网络赌博突破了地域限制，可通过直播、虚拟币交易等方式隐蔽运作，参赌者可能分布全国甚至境外，社会危害性远高于线下赌场。司法实践中，对网络赌博的“情节严重”认定标准更严格，量刑也更重。

案例6：孙某“百家乐”网络平台案

孙某搭建“某某娱乐”线上平台，提供“真人百家乐”直播赌博服务，参与者通过充值虚拟币下注，winnings可提现至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