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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女商人职务侵占案”改判无罪

一、案件始末：12年申诉路终获清白

2025年12月23日上午，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门口，52岁的林惠荣手持无罪判决书，戴上家人准备的大红花，笑容里藏着12年的辗转与坚持。这份迟到的正义，不仅终结了一场跨越十余年的司法争议，更在民营经济法治保障的版图上刻下了重要注脚。

故事要从2010年说起。那年，林惠荣与丈夫林明武出资40万元成立金福荣贸易（福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福荣公司”），经营范围涵盖农产品购销与中药材种植。因资金紧张，林惠荣与池某等四人达成合股协议，将公司60%股权转让给后者，股东结构调整为林惠荣持股40%、池某等三人合计持股60%（工商登记显示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然而，矛盾的种子早在股权合作初期便已埋下——池某等人并未以现金形式支付股权转让款，而是约定按持股比例对公司出资，这一模糊的出资方式为后续纠纷埋下隐患。

2012年9月，池某等人以林惠荣存在“收取公司货款不入账”为由，与其爆发激烈矛盾，导致公司无法正常经营。经协商，池某等人从公司取走价值160余万元的货物，双方关系彻底破裂。2013年1月，林惠荣被指控“伙同林明武伪造股权转让协议等文件，将池某等四人60%股权变更至林明武名下”；同年5月，她接到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接受调查并被刑事拘留。

2016年5月30日，漳浦县人民法院一审以职务侵占罪判处林惠荣有期徒刑七年，并处没收财产20万元；同年11月，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林惠荣始终未认罪。2020年刑满释放后，她继续通过法律途径申诉。2023年5月15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认为原审“据以定罪的事实和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指令漳州中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2024年3月19日，漳州中院再审开庭，出庭检察官建议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同年6月，案件发回漳浦县法院重审；2025年2月，漳州中院调整管辖，由芗城区法院审理此案。最终，2025年12月23日，芗城区法院以“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公诉机关指控不能成立”为由，宣判林惠荣无罪。

从2013年被调查到2025年改判无罪，这场持续12年的司法长跑，不仅耗尽了林惠荣的黄金经营期（其公司因案件长期停滞），更以个体命运的跌宕，折射出民营经济领域刑民交叉案件的复杂性与司法审慎的必要性。

二、争议焦点：股权变更与职务侵占的边界

林惠荣案的核心争议，在于“擅自变更股权”是否构成刑法意义上的“职务侵占”。原审指控的逻辑是：林惠荣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利用职务便利伪造文件转移他人股权，侵害了公司财产权，且股权价值184万余元，属“数额巨大”，应认定为职务侵占罪。但再审法院最终否定这一指控，关键在于对“职务侵占罪”构成要件的重新审视。

首先，职务侵占罪的客体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财产所有权”，其核心是行为人通过侵占行为导致单位财产流失。而股权本质上是股东对公司的财产性权利及管理性权利，股权变更本身并不直接导致公司财产减少——即使股权被转移，公司的资产、负债等财务状况并未改变，受损的是原股东的股权份额，而非公司本身的财产。清华大学教授周光权曾在《法治日报》撰文指出：“非法转移他人股权可能给公司管理带来困扰，但并不等同于公司财产权受损。如果行为人仅擅自变更股权而未进一步侵吞公司财产，难以认为侵占股东股权就是侵占公司财物。”这一观点在本案中得到印证——再审判决书明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林惠荣通过股权变更侵吞了公司财产，也无法排除“双方已就股权变更达成合意”的合理怀疑。

其次，职务侵占罪的主观要件是“非法占有目的”。原审认定林惠荣具有“非法占有故意”的关键，是其“伪造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但再审法院注意到，池某等人并未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其是否合法享有60%股权本身存疑。一审期间，林惠荣及其辩护人申请对涉案会计凭证重新鉴定，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意见显示“池某等股东未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项，不享有该公司股权”。这意味着，所谓“被侵占的股权”可能自始不存在合法基础，林惠荣变更股权的行为，或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自救举措，而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

此外，本案还暴露了刑民交叉案件中“以刑促民”的潜在风险。池某等人与林惠荣的矛盾本属民事股权纠纷，却因刑事立案被纳入司法程序。在民营经济领域，类似“因商而刑”的案例并不鲜见——当民事争议无法通过协商或诉讼解决时，一方可能通过刑事报案施压，甚至导致企业家被错误定罪。林惠荣案的改判，某种程度上是对“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的纠偏，强调了“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原则在民营经济案件中的严格适用。

三、法治意义：证据裁判与企业权益保护的双重突破

林惠荣案的改判，不仅是个体正义的实现，更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其一，强化了“证据裁判原则”的刚性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