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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中严监生的吝啬

引言

在古典文学的长廊中，吝啬者的形象向来令人过目难忘。从《世说新语》中“一钱太守”的调侃，到《围城》里李梅亭的小肚鸡肠，文人笔下的吝啬者往往承载着对人性与社会的深刻观察。而《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更是以“临终伸指”的经典场景，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吝啬鬼典型。他的吝啬并非简单的“爱财如命”，而是交织着生存压力、性格缺陷与时代烙印的复杂人性现象。本文将从具体表现、成因剖析与文学价值三个维度，深入解读这一经典形象。

一、严监生吝啬的具体表现：从日常到临终的“省俭”链条

严监生的吝啬并非偶发的行为，而是贯穿于生活点滴的“生存法则”。从日常用度的斤斤计较，到疾病缠身时的“省医费药”，再到生命最后一刻对灯草的执着，其吝啬行为形成了一条环环相扣的链条，将“省俭”异化为对生命质量的彻底妥协。

（一）日常用度：连“猪肉”都成了奢侈品

在《儒林外史》中，严监生的经济状况并不算窘迫。作为“监生”（虽非科举正途，但享有一定社会地位），他拥有房产、田产和商铺，家中奴仆成群，甚至能为哥哥严贡生的官司垫付银两。然而，这样的经济基础下，他的日常用度却寒酸得近乎“自苦”。书中曾提到，严监生“家有十多万银子，钱过北斗，米烂陈仓，僮仆成群，牛马成行”，但自己“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日常饮食多是“小菜饭”。即便家中来客，他也只肯“杀一只鸡，买些鱼”，且“鸡是自己养的，鱼是河里捞的”，尽量减少现金支出。更令人唏嘘的是，他对家人的用度同样苛刻：妻子王氏病中想吃点“桂圆汤”，他犹豫半天才命人去买，却反复叮嘱“少买些，够吃两顿就行”；妾室赵氏虽得宠，也只能跟着吃“粗茶淡饭”，连头油钱都要“省着用”。这种对物质享受的极端压抑，已超越了普通的“节俭”，成为一种病态的“自我剥削”。

（二）疾病缠身：“省医费药”的生命代价

如果说日常用度的吝啬是对生活质量的妥协，那么严监生病中“省医费药”的行为，则直接威胁到了生命本身的存续。书中描写，严监生晚年“得了重病，睡在床上，想着田上要收早稻，打发了儿子去看看”，即便身体虚弱，仍记挂着田产收益。当病症加重时，家人劝他请太医诊治，他却“摇头道：‘不要请了，我这病不过是劳神过度，吃两帖草药就好。’”后来病情恶化，家人偷偷请了郎中，他得知药费后“心疼得直皱眉”，竟将煎好的药“倒了半盏”，理由是“药太浓，浪费药材”。更讽刺的是，他临终前“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一声不倒一声的”，却仍不肯闭眼，直到赵氏猜出他是嫌“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费了油”，挑掉一茎后才“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这一细节将吝啬推向了极致——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最在意的不是亲人的悲泣，不是未竟的家业，而是一盏灯草的油钱。

（三）对比参照：与严贡生的“贪吝”形成镜像

严监生的吝啬，在与哥哥严贡生的对比中更显荒诞。严贡生是典型的“贪而无厌”——强占邻居的猪、讹诈船家的钱、甚至科举考试时偷带夹带，其“恶”是外露的、攻击性的；而严监生的“吝”是内敛的、自我压抑的。书中写严贡生因官司逃匿，严监生被迫“拿了十几两银子去安抚苦主”，事后却“心疼得吃不下饭”，反复念叨“这银子要是买了田，一年能收多少租子”。这种“被迫破财”的痛苦，与严贡生“主动敛财”的贪婪形成鲜明对比，更凸显出严监生吝啬的“自我消耗”本质：他既没有严贡生的狠辣手段，又摆脱不了对财富的病态执着，只能在“守财”与“破财”的矛盾中痛苦挣扎。

二、严监生吝啬的成因：个体性格与时代背景的双重塑造

严监生的吝啬绝非孤立的性格缺陷，而是个体性格、家族环境与时代思潮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个人层面看，他的“谨小慎微”与“缺乏安全感”是吝啬的内在动因；从社会层面看，明清时期“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与“科举至上”的价值导向，则为这种吝啬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一）个体性格：谨小慎微与安全感缺失的交织

严监生的性格特质可概括为“怯懦”与“偏执”。作为“监生”，他虽有一定社会身份，却因非科举正途（监生多通过捐纳获得）而缺乏底气，在哥哥严贡生的强势压迫下，长期处于“被保护者”位置。这种地位的不稳定性，使他对财富产生了病态的依赖——钱是他唯一能掌控的“安全感来源”。书中提到，他“每日清晨起来，自家到厨下看了米碗，量了米数，才放心”；库房的钥匙“日夜拴在裤腰带上”，连妻子王氏都“摸不着”。这种对财富的“过度掌控欲”，本质上是对自身社会地位脆弱性的补偿。此外，他的“怯懦”也加剧了吝啬：面对严贡生的无理要求，他不敢反抗，只能用“省吃俭用”来平衡“被迫破财”的损失；面对仆人的偷懒，他不敢严厉管教，只能通过“减少用度”来降低损失风险。这种性格的矛盾，最终将他推向了“守财奴”的深渊。

（二）家族环境：严贡生的“剥削”与传统宗法制的束缚

严监生的吝啬，与家族环境的压迫密不可分。哥哥严贡生作为家族“门面”，虽无真才实学，却凭借“秀才”身份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