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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区学校”制度中的家长参与机制——基于《学校教育法

》第47条之2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

日本的“社区学校”制度，即“学校运营协议会制度”，是其二

十一世纪初教育改革的核心支柱，旨在打破传统学校的封闭性，实现

“面向社区开放的学校”的治理转型。本研究聚焦于该制度的法律基

石之一，即《学校教育法》第47条之2所赋予的制度框架，重点诊断其

中的“家长参与机制”。本研究采用制度分析与比较案例研究相结合

的方法，通过对相关法律文本、文部科学省指导方针以及东京品川区

与某中部县城典型案例的深入剖析，系统性地评估了该机制下家长参

与的实际形态、功能与局限。研究发现，该法律框架成功地将家长从

“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在制度层面（即学校运营协议会）确

保了家长的“在场权”。然而，这种参与在实践中显现出强烈的“选

择性”和“工具性”特征。家长的参与功能主要被引导至“支援动员

型”参与（如志愿者活动、安全巡视）和“协商咨询型”参与（如对

学校活动提供意见），而在涉及学校核心治理（如课程设置、人事评

价、预算监督）的“共同决策型”参与上则受到极大限制。学校校长

的议程设置权和既有的行政科层文化，使得家长参与机制在功能上更

偏向于为学校“获取资源”和“分担责任”，而非实现“分享权力”

。本研究结论认为，《学校教育法》第47条之2所构建的家长参与机制

，是一种“受控的开放”，它在动员社会资源方面成效显著，但在实

现家长作为平等治理主体的“赋权”上仍任重道远。

关键词

社区学校；家长参与；学校运营协议会；《学校教育法》；教育

治理；日本

二、引言

在近三十年的全球教育改革浪潮中，“学校的开放”与“利益相

关者的参与”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核心趋势。传统的、由国家或专业官

僚主导的“封闭式”教育管理体系，日益受到来自社会多元化、公民

权利意识觉醒以及教育质量问责需求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

一个既能吸纳社会（特别是家长）参与、又能保障教育专业性的新型

治理结构，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

日本的教育体系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遭遇了深刻的信任危机

。一方面，僵化、封闭的学校行政体系被公众诟病；另一方面，校园

欺凌、学生“学力下降”等问题频发，使得传统上高度依赖学校的家

长群体开始寻求更深层次的介入权。作为回应，日本政府自二十一世

纪初启动了一系列以“分权”和“开放”为核心的教育改革。其中，

最具标志性意义的举措，便是在法律层面引入并推广“社区学校”制

度，即“学校运营协议会制度”。

这一制度的法律基石，是《学校教育法》第47条之2（及其相关配

套法规）的增设与修订。该条款（及其精神）的核心要义在于，允许

（并鼓励）地方教育委员会在所辖公立学校设立“学校运营协议会”

。这一协议会的法定构成人员中，明确要求必须包含“该学校的在校

生监护人”（即家长代表）以及“当地社区居民”。法律赋予协议会

的核心职能，包括对学校校长的学校运营基本方针进行“承认”，以

及对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提出意见”。

这一法律框架的建立，在制度史上具有革命性。它首次从法律层

面打破了校长和教育委员会对学校运营的“专业垄断”，为家长的声

音进入学校治理的“中枢”提供了合法的渠道和席位。理论上，家长

不再只是学校教育的“消费者”或“被通知者”，也不再局限于传统P

TA（家长教师协会）的“后勤支援”角色，而是成为了法定的“治理

参与者”。

然而，制度的创设与制度的实效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鸿p。法律

条文的授权是清晰的，但在日本这样一个具有深厚“专业主义”传统

和“自上而下”行政惯性的社会中，家长的参与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

够实现？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基于《学校教育法》第47条之2所构

建的制度框架，日本“社区学校”中的家长参与机制在实践中呈现出

何种形态？这一机制是真正地赋予了家长“共同决策”的权力，还是

仅仅将家长纳入了一个“协商咨询”的轨道，抑或是将其“工具化”

为学校获取资源的“动员渠道”？这种参与机制的实际运作，受到了

哪些制度性因素（如校长权力、协议会议程设置）和文化性因素（如

家长的参与能力与意愿）的制约？

为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本研究将通过对法律条文的制度分析和对

典型案例的实证考察，深入解构家长参与机制的“应然”设计与“实

然”运作，以期为理解日本教育治理的深层转型提供诊断，并为其他

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