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势变更中“再交涉义务”的司法适用研究——基于近三年商事合同案件的实证分析.pdfVIP

情势变更中“再交涉义务”的司法适用研究——基于近三年商事

合同案件的实证分析

摘要

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与新冠疫情等“黑天鹅”事件的频

发，商事合同履行过程中遭遇不可预见的、非商业风险的根本性障碍

日益凸显，情势变更原则作为平衡契约严守与个案公平的“安全阀”

，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作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所确立的情势变更制度的核心环节，“

再交涉义务”——即当事人在请求法院变更或解除合同前，是否负有

先行相互协商的义务——其法律性质与司法认定标准，在理论与实务

界均存在巨大争议，直接影响着合同僵局的破解效率与当事人的实体

权利。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再交涉义务”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真实

适用图景，其核心目的在于，通过对《民法典》施行后近三年来相关

商事合同纠纷案件的系统性实证分析，超越“是”或“否”存在该义

务的理论争辩，揭示人民法院在个案中认定当事人是否已尽合理协商

努力的裁判逻辑、核心考量因素及其对最终判决结果（变更或解除）

的影响机制，为解决相关法律适用难题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本研究综合运用规范分析法、司法案例实证分析法与比较法研究

。首先，对《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文本进行体

系化解释，厘清“再交涉义务”的规范基础与立法精神。在此之上，

以公开的司法裁判文书数据库为样本来源，通过设定严格的筛选标准

，精选出近三年来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在判决理由中明确论及

情势变更与当事人协商过程的商事合同纠纷终审判决，运用定性内容

分析法，对法院的裁判理由进行深度编码与归纳，提炼司法机关在认

定“再交涉”行为时的关键审查要素。同时，本研究将借鉴《国际商

事合同通则》（PICC）等国际性法律文件及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在处

理合同“基础动摇”时对当事人协商义务的规定，为我国的司法实践

提供比较法上的参照。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司法实践并未将“再交涉”视为一个独立的

、先于诉讼的、程序性的强制性义务，即法院不会仅仅因为当事人未

进行充分协商而直接驳回其变更或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然而，“再

交涉”的过程与态度，已经成为法院在实体审查中，用以判断当事人

是否秉持诚信原则、是否积极寻求替代性解决方案、以及最终在变更

与解除两种裁判路径之间进行选择的核心裁量因素。研究发现，法院

在评估“再交涉”行为时，重点审查三个方面：（1）协商的启动：一

方是否以明确的方式，向对方发出了协商的要约；（2）协商的过程：

双方是否提出了具体的、建设性的合同调整方案，而非仅仅消极拒绝

或坚持原合同条款；（3）协商的结果：导致协商失败的根本原因，是

客观上已无调整空间，还是一方存在主观上的不诚信或不合作。

本研究的核心结论是，情势变更中的“再交涉义务”，在我国司

法实践中，被塑造为一种根植于诚信原则的“软义务”或“行为义务

”。它并非诉权的前置门槛，而是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决定是否

以及如何干预合同关系时，用以评估当事人行为正当性的“试金石”

。一方当事人积极、真诚的协商行为，将极大地增加其诉求获得法院

支持的可能性；反之，无正当理由拒绝协商或在协商中采取不合作态

度的当事人，则可能面临其诉求被驳回或被判令承担不利后果的法律

风险。这一结论的理论意义在于，它为长期以来关于“再交涉义务”

性质的理论争议，提供了一个来自司法实践的、更为辩证与务实的解

答，深化了对诚信原则在合同履行与救济阶段功能作用的认识。其实

践价值则在于，它为身处合同僵局中的商事主体，提供了清晰的行动

指引与风险预警；并为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如何更为精细、

合理地运用自由裁量权，平衡合同自由、契约严守与个案公平三者之

间的关系，提供了明确的裁判思路与参考标准。

关键词：情势变更；再交涉义务；司法适用；诚信原则；合同变

更；合同解除；实证分析

引言

在当今这个被深刻定义为“VUCA”（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

、模糊性）的时代，全球供应链的重构、地缘政治的持续紧张、大宗

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常态化，正以前所未有

的深度与广度，冲击着长期、复杂的商事合同赖以订立的客观基础。

传统的商业风险预测模型，在这些系统性的、非商业性的“超级风险

”面前，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当合同订立时的基础条件发生当事人无

法预见、非不可抗力所能解释的、非商业风险所能归类的重大变化，

以至于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将显失公平时，如何为陷于困境

的当事人提供一条既能维护契约正义，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