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势变更中“再交涉义务”司法适用实证研究——基于近3年商事合同案件的量化分析.pdfVIP

情势变更中“再交涉义务”司法适用实证研究

——基于近3年商事合同案件的量化分析

摘要

在后疫情时代与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商事交易的稳

定性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不可预见的客观环境剧变而引发的长期

合同履行纠纷日益增多。作为回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

百三十三条在正式确立情势变更制度的同时，创造性地引入了“再交

涉义务”作为核心的程序性环节。然而，该义务在立法文本上的原则

性规定，与司法实践中复杂多变的个案情境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解释

与适用鸿沟，导致了裁判尺度的不统一，严重影响了法律的安定性与

市场主体的行为预期。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民法典》生效后近三年来，“再交涉义务

”在我国商事合同纠纷案件中的司法适用现状、核心困境与内在逻辑

。本研究的核心目的在于，通过对全国范围内海量司法裁判文书进行

系统性的量化分析，客观、全景式地描绘出当前法院对“再交涉义务

”的审查模式、定性标准及其对案件最终裁判结果的影响机制，并在

此基础上，为解决当前司法适用中存在的“形式化审查”与“实质性

判断标准缺失”等难题，提供具有坚实循证基础的理论依据与明确的

制度优化路径。

本研究综合运用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与比较法研究。研究数

据主要来源于对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间，在“中国裁判文

书网”及“北大法宝”等数据库公开的、以“情势变更”与“商事合

同”为核心关键词的全部有效裁判文书进行系统性检索与编码分析。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包含“义务启动审查率”、“义务性质认定模式”

、“履行标准判断依据”、“违反义务法律后果”等核心变量的量化

分析框架，运用描述性统计、交叉分析与内容分析等方法，对“再交

涉义务”的司法适用现状，进行全面的、动态的量化评估。

研究结果表明，近三年来，“再交涉义务”在我国商事审判实践

中的司法认知度与审查率均呈现出显著的、逐年上升的趋势，但其适

用逻辑与裁判后果，却呈现出深刻的、系统性的分化。

第一，在义务性质的认定上，超过70%的判决，倾向于将“再交涉

义务”定位为当事人请求法院变更或解除合同的“程序性前置条件”

，即“不交涉，不裁判”模式，但对其法律属性，是法定义务还是约

定义务，认知模糊。

第二，在履行标准的判断上，司法审查普遍呈现出“形式化”与

“低标准”的特征，超过80%的案件中，法院仅审查当事人是否发出过

“要求协商的函件”等单方行为，而对于交涉过程是否“善意”、提

出的方案是否“合理”，则普遍缺乏实质性的审查标准与能力。

第三，在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上，裁判观点分歧严重，主流观点

（约65%）认为，违反该义务的直接后果，是“程序性驳回”其变更或

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而仅有少数判决（约15%），会将其与“可预见

性”的认定或损害赔偿的范围，进行实质性的关联。

本研究的核心结论是，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再交涉义务”，

其功能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从立法者所期望的、促进当事人“

再合作”以实现合同自治修复的“实质性磋商机制”，异化为法院用

于筛选和过滤情势变更案件、减轻自身裁判负担的“程序性门槛”。

这一结论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一项旨在鼓励当事人之

间进行实质性协商的“软法”义务，在被整合进国家“硬法”的裁判

框架后，其内在的、合作性的逻辑，极易被司法裁判所要求的、明确

的、非黑即白的“对抗性”逻辑所“格式化”，极大地丰富了法律移

植与制度变迁的理论。其实践价值则在于，它为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在

未来通过司法解释，进一步细化与规范“再交涉义务”的适用，提供

了来自宏观数据的精准“诊断报告”，清晰地指明了，若要激活该义

务的制度潜能，就必须从构建更为清晰的“善意协商”判断标准、明

确违反义务的“差别化”法律后果等方面入手，对于丰富和完善我国

合同法理论、指导商事审判实践、稳定市场经济预期，具有重要的理

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情势变更；再交涉义务；《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

司法适用；实证研究；商事合同

引言

我们正处在一个由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余波

、以及深刻的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重塑所共同定义的、充满高度不确

定性的时代。对于以稳定预期与长期规划为生命线的商事活动而言，

这一宏大的时代背景，意味着传统商业风险模型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挑战。一份在签订时看似公平、合理的长期供货合同、能源供应协议

或大型建设工程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