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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

义和团暴动已经发生了100年，也整整被评价了100年。

严格说来，“研究”历史是学术层面上的问题，而“评价”历史本质上则意味着现实对过去的支配，——是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问题。因此，一代人本身有怎样的历史，决定着他们如何理解与评价历史。一百年来对义和团评价的起伏，折射着这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历史本身的变迁，尤其是折射着这一百年来中国社会政治思潮的涨落。所以，对义和团百年评价史这一“思想史”范畴内问题的考察，必须置于对这一期间“社会史”考察的基础之上。

应该承认，如何评价“义和团”，对中国史学界来说始终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不但中国社会对此敏感，西方社会也同样对此敏感。义和因暴动已经过去，但义和团暴动所提出来的“问题”也即“义和团式问题”却始终如影随形般地伴随着我们。这可能就是人们对义和团评价如此敏感的深层动因。究竟如何对待“西方”？如何对待“西方文明”？如何积极地反抗帝国主义或经济发达国家对所谓“落后国家”的侵略？如何看待“西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笔者认为，这些可能就是义和团现象所提出来的同时又覆盖了百年中国而直到今天我们似乎仍未走出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实质是：20世纪的中国究竟向何处去？是将“西方因素”驱逐净尽后让中国社会倒回到鸦片战争之前的那种圣君贤相统治下的大一统的宗法村社共同体去，还是在引进“西方因素”的基础上，使中华民族再振居世界民族之林前列的雄风？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是在世界潮流面前闭关自守，还是顺应世界大势对外开放？在笔者看来，对义和团暴动的不同评价，事实上透露了关于中国社会走向的信息。当然，从这样的视角观察对义和团的评价，丝毫也不意味着对由于义和团自身的复杂性所导致的评价差异的忽视。的确，在近代中国，没有哪一个事件能像义和团运动那样，包含着如此多的相反的信息、相反的价值和互相冲突的目标。

老实说，任何一个真诚的学者，面对义和团运动都会产生“价值”与“理性”的撕裂感，善与恶在这里是如此的纠结，其界限是如此的模糊，以至于使任何一个明察秋毫的人都有可能判断失误。但是，稍经考察即可发现，百年以来，占支配地位的对义和团的评价意见，主要不是来自学术本身，而是源于对中国现状与未来走向的判断。所以，把对义和团评价的考察放在“社会史”、“思潮史”范围内比放在“学术史”范围内可能离真相更近。这样做当然也可能会遮蔽部分历史真相，但笔者坚信，非如此不足以凸显历史的本质

“反西方”冷战语境中的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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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对义和团的评价还原到所在时代的社会状况中去时，必须看到，对历史评价起直接制约作用的并非“社会状况”本身，而是在这种“社会状况”基础上产生的社会政治思潮、普遍的社会心理，亦即某种特定的语境，特定的精神气候。正是这种语境和气候，规定和控制着历史评价，尤其是规定和控制着对义和团的评价。

百年以来，我们的学术语境和精神气候经历了多次深刻的变迁：从“五四”时期的“反传统”启蒙语境，到三四十年代的“反帝国主义”救亡语境，从五六十年代的“反西方”冷战语境，到八十年代的“反封建”新启蒙语境，大体上可以看作曾经统治过舆论的语境变迁史。看得出来，在不同的语境下，义和团的面貌很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反传统”启蒙语境中的义和团运动，是一个“迷信”、“蒙昧”、“鬼道”充斥的反现代化运动，为一种“落后”的象征；[1]而“反帝国主义”救亡语境中的义和团运动，则是一种英雄主义的爱国运动，为一种“进步”的象征；五六十年代“反西方”冷战语境，实际上是这种救亡语境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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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西方”的冷战语境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始形成，直到“文革”结束之后若干年才被打破。如上所述，这种语境下的义和团运动，依然是一种反帝爱国运动。在给1949年到1979年对义和团的研究与评价分期时，时贤多把这一时期划为“文革”前17年和“文革”10年。主要根据是，“文革”10年尽管没有“史学”可言，但对义和团运动而言，却有戚本禹的那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章，这篇文章构成义和团研究史上的一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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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戚氏此文，除了特定的政治目的之外，并未创造什么。换句话说，他只不过是把已有的东西推向极端而已；他与“文革”前的众多研究者持有共同的基本假定：革命优于、重于改良；农民阶级比资产阶级更富有革命性因而更先进；西方入侵给中国带来的只是灾难。不同之点仅仅在于，戚本禹把这些前提、尤其把从这些前提中导出的结论纳入到“文革”的总意图之中。但看得出来，“文革”中与“文革”前，人们据以评价义和团的基本语境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变。所以，从1949年至1979年，从对义和团的总体评价上来说，可以划为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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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之后，最先对义和团运动作出评价从而为未来的义和团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