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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去世患儿手术操作存在过失

一、事件回溯：从手术意外到公共关切的演变轨迹

2025年11月14日晚，一场本应挽救生命的心脏手术，成为5月龄早产儿许某某生命的终点。作为一名因“房间隔缺损”接受手术的患儿，其术前被评估为病危且合并症存在的特殊情况，本应让医疗团队以更审慎的态度对待。然而，这场被家属寄予厚望的手术，却因实际耗时7小时10分钟（含进出手术室总时长9小时）远超术前预估的2.5至3小时，最终以患儿离世的悲剧收场。

事件的发酵始于患儿母亲邓女士在社交平台的公开质疑。作为最直接的亲历者，她对手术时长异常、信息沟通缺失的追问，迅速引发公众对医疗安全的高度关注。随后，宁波市卫健委于11月17日成立调查组，11月27日属地公安机关受理报案，12月12日法院受理诉讼，直至12月14日官方通报调查进展——这场持续月余的事件，不仅牵动着一个家庭的悲痛，更将“医疗操作过失”“医院管理漏洞”等问题推至舆论聚光灯下。

二、医疗过失的显性表现与制度漏洞的隐性症结

根据12月14日宁波市卫健委的通报，调查结果直指“医疗团队对手术风险评估不足、手术操作存在过失、术中突发情况未及时告知、术后监护处置有缺陷”四大核心问题，同时揭示医院存在“医疗质量安全制度落实不到位、风险防范能力不足、应急处置不力、人文关怀缺乏”等系统性漏洞。这些结论不仅回应了家属的质疑，更暴露出医疗流程中的多重隐患。

从医疗操作层面看，风险评估不足是首当其冲的问题。对于5月龄早产儿这一特殊群体，其器官发育未成熟、代偿能力弱的生理特点，本应对手术风险进行更全面的预判。若术前评估充分，团队应能预见到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如循环系统不稳定、凝血功能异常等），并提前制定多套应急预案。然而，实际手术时长远超预期，或许正是风险评估偏差导致的术中应对失据。而“手术操作存在过失”这一结论，则直接指向医疗行为的规范性问题——无论是技术操作失误，还是流程执行疏漏，都可能成为患儿生命消逝的直接诱因。

术中突发情况未及时告知家属，是对患者知情权的侵害。医疗行为具有高风险性，但患者及家属的知情同意权是医患信任的基石。当手术进程出现重大偏离（如时长延长、病情恶化），及时沟通不仅是伦理要求，更是缓解家属焦虑、避免矛盾激化的关键。术后监护处置缺陷则进一步放大了风险：术后是并发症的高发期，严密的监护和及时的干预是挽救生命的最后防线。若监护措施不到位，可能导致本可逆转的病情恶化。

从医院管理层面看，制度落实不到位是根源性问题。医疗质量安全制度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保障患者安全的“防护网”。风险防范能力不足，反映出医院日常培训、模拟演练的缺失；应急处置不力，则暴露了多学科协作机制的薄弱；人文关怀缺乏，更折射出“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未真正落地。值得注意的是，通报中提到手术间监控配置符合规定（一个无存储功能的广角摄像头、一个有存储功能的麻醉监控摄像头），但这一“合规”背后，是否存在“最低标准”与“最优实践”的差距？当家属因信息不对称产生质疑时，监控的可追溯性本可成为化解矛盾的工具，却因部分设备无存储功能而受限——这或许正是制度执行中“重合规轻实效”的典型缩影。

三、问责与整改：从个案处理到行业规范的破局之路

针对调查发现的问题，宁波市卫健委对涉事医院及相关人员作出了初步处理：医院党委书记被警告、院长被记大过、分管副院长被免职；主刀医师、麻醉医师被免去科主任职务并暂停诊疗活动，儿童重症监护病房主管医师被暂停诊疗活动。这些处理措施兼顾了对管理责任和直接责任的追究，体现了“谁主管谁负责、谁操作谁担责”的问责逻辑。但通报中“接下来将根据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果对相关人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的表述，也表明当前处理仅是阶段性结果，最终责任认定需以专业鉴定为依据——这既符合法治精神，也为后续公正处理预留了空间。

更值得关注的是，官方通报中“开展医疗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的承诺，释放出从个案整改向行业治理延伸的积极信号。医疗安全是系统工程，需要“防患于未然”的长效机制。一方面，需强化术前评估的标准化流程，针对特殊患者群体（如早产儿、危重症患儿）制定细化的风险评估清单，将评估结果与手术方案、应急预案直接挂钩；另一方面，要完善术中信息沟通机制，明确“突发情况”的界定标准及告知时限，确保家属在关键节点拥有知情权；此外，术后监护需建立“双人核查+实时记录”制度，避免因人为疏漏延误救治。

人文关怀的缺失同样需要制度补位。医患矛盾的激化，往往始于沟通的断裂。医院应建立“术前-术中-术后”全流程沟通规范，例如术前由主刀医师、麻醉医师共同参与谈话，明确告知手术风险及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术中每1小时向家属反馈进展（特殊情况随时反馈）；术后由管床医生详细说明手术结果及后续护理要点。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恰恰是重建医患信任的关键。

四、深层反思：生命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