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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保护法适用案例

引言

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物多样性的核心载体。我国自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下简称《野保法》)以来,法律条款从最初的“保护、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逐步扩展至“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其立法理念与实践路径不断完善。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典型案例不仅是法律条文的“活解释”,更能直观反映法律在打击违法行为、引导社会共识、推动生态修复等方面的实际效能。本文通过梳理非法交易、栖息地破坏、救助补偿、跨区域协作四类典型案例,深入探讨《野保法》在具体场景中的适用逻辑与社会价值。

一、非法交易类案例:法律对“黑色产业链”的精准打击

非法交易是野生动物保护领域最突出的违法形态之一,涉及捕捉、运输、销售等多个环节,往往形成完整的“黑色产业链”。《野保法》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禁止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更将此类行为纳入刑事规制范畴。通过典型案例可以看到,法律对非法交易的打击已从“单点处罚”转向“全链条追责”。

(一)网络平台售假案:新型交易场景下的法律适用

某年,某省林业部门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人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稀有药材”信息,配图显示为疑似穿山甲鳞片。经调查,张某(化名)利用网络平台伪装成中药材商家,实际长期从境外非法获取穿山甲鳞片,通过快递方式向多地买家销售。执法人员在张某住所查获穿山甲鳞片2.3公斤,经鉴定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制品。

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交易场景从线下转移至网络。根据《野保法》第三十条“禁止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及第三十一条“禁止为违法出售、购买、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发布广告”的规定,网络平台虽非直接交易主体,但需履行信息审核义务。办案机关不仅追究了张某的刑事责任(依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还约谈了涉事平台,要求其完善关键词屏蔽、用户资质审核等机制。此案启示:面对新型交易场景,法律适用需注重“技术穿透”,既打击实际交易者,也强化平台监管责任。

(二)跨境走私案:行政与刑事处罚的衔接

某边境地区海关在查验入境货物时,发现一批伪装成工艺品的象牙制品,共计17件,总重约8公斤。经查,货主李某(化名)通过“水客”夹带方式多次走私象牙,涉案金额超50万元。根据《野保法》第二十八条“禁止走私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规定,海关首先对李某作出行政处罚,没收全部涉案物品并罚款;同时因涉案金额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案件被移送公安机关。最终法院以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

此案凸显了行政与刑事处罚的衔接机制。《野保法》第四十五条至第五十条详细规定了各类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标准(如罚款额度、没收违法所得等),而当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情节严重”标准(如涉案价值、数量达到司法解释阈值)时,必须启动刑事追责程序。这种“双轨制”处罚体系既确保了对轻微违法的及时纠正,又对严重犯罪形成强力震慑。

二、栖息地破坏类案例:从“事后追责”到“生态修复”的理念升级

野生动物栖息地是其生存繁衍的基础,《野保法》第十二条明确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划定相关自然保护区域,保护野生动物及其重要栖息地”。近年来,因工程建设、污染排放等导致栖息地破坏的案件逐渐增多,法律适用也从单纯的“处罚违法行为”向“修复生态环境”延伸。

(一)自然保护区违规建设案:生态红线的法律坚守

某山区县级政府为发展旅游经济,未经审批在省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规划建设民宿集群。施工过程中,推土机破坏了大片林蛙(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繁殖水域,导致当年林蛙种群数量下降约30%。当地林业部门接到生态志愿者举报后,立即下发《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并委托第三方机构评估生态损失。

根据《野保法》第三十七条“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域内进行砍伐、放牧、狩猎、捕捞、采药、开垦、烧荒、开矿、采石、挖沙等活动”的规定,该项目属于典型的违规建设。办案机关不仅责令拆除已建民宿、恢复原有地貌,还依据《野保法》第四十三条“违法进行开发利用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对建设单位处以20万元罚款。更关键的是,本案引入了“生态修复”要求——建设单位需在保护区外划定同等面积的林蛙适宜栖息地,并连续三年监测种群恢复情况。这一处理方式突破了传统“以罚代补”的局限,体现了“谁破坏、谁修复”的生态责任原则。

(二)工业污染致栖息地退化案:公益诉讼的创新实践

某化工企业长期违规排放污水,导致周边河流重金属超标,直接影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鹭的栖息地环境。当地检察机关在履行公益诉讼监督职责时发现,虽然环保部门已对企业作出行政处罚(罚款100万元),但污染造成的生态损失(如水生生物死亡、土壤功能退化)未得到赔偿。检察机关随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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