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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中“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更新

一、正当防卫认定标准更新的背景与必要性

（一）传统认定标准的实践困境

正当防卫作为刑法中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制度，其核心在于允许公民在面对不法侵害时采取必要手段进行自我保护。但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这一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却常被称为“僵尸条款”——法律条文明确存在，却因认定标准过于严苛而难以被激活。

传统认定标准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对“不法侵害”的界定过于机械。司法机关往往仅将“不法侵害”限定为已实施的暴力犯罪行为，而对尚未完全展开但已形成现实威胁的侵害（如行为人持凶器逼近但尚未动手）、非暴力但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侵害（如多人围堵限制自由并言语威胁伤害）缺乏包容性，导致防卫行为常被认定为“假想防卫”或“提前防卫”。其二，“防卫限度”的判断存在“唯结果论”倾向。部分案件中，只要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重伤或死亡，就直接推定“超过必要限度”，而忽视防卫时的紧急情境——例如，面对持刀袭击的防卫人，因慌乱中反击导致对方死亡，本应被认定为正当防卫，却可能被错误定性为防卫过当。其三，“防卫时间”的认定过于僵化。传统标准严格要求不法侵害必须“正在进行”，但现实中侵害行为可能存在短暂中断（如侵害者暂时停止攻击但未放弃）或持续威胁（如侵害者虽被击退但仍持有凶器），此时防卫人继续反击的行为常被错误认定为“事后防卫”。

这些问题的典型体现，是若干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例如某地曾发生一起案件：青年张某在夜间回家途中遭遇两名持刀抢劫者，反抗时夺刀刺伤其中一人，致其重伤。但一审法院以“防卫行为造成重大损害”为由，认定张某构成防卫过当。此案判决引发舆论热议，公众普遍认为张某的反击行为是制止侵害的必要手段，法律对防卫权的保护存在不足。

（二）社会需求与法治进步的双重推动

传统认定标准的实践困境，与社会发展对公平正义的更高期待形成了鲜明矛盾。一方面，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提升，公众对“面对侵害时能否勇敢反击”“反击到什么程度不会被追责”等问题的关注度日益增加。类似“昆山反杀案”“于海明案”等案件的舆论发酵，本质上是社会对“谁死伤谁有理”“防卫者反被追责”现象的强烈质疑。另一方面，法治建设的核心目标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正当防卫制度作为公民对抗不法侵害的“法律盾牌”，其适用效果直接关系到法律的权威和社会的安全感。

在此背景下，司法机关开始系统反思正当防卫的认定逻辑。最高司法机关先后发布多份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坚决纠正唯结果论的错误倾向”“充分考虑防卫人面临不法侵害时的紧迫状态和紧张心理”，并通过发布典型案例（如“丽江反杀案”“邢台正当防卫案”）为基层司法提供裁判指引。这些举措既是对社会需求的积极回应，也是法治理念从“重打击犯罪”向“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转变的重要体现。

二、正当防卫认定标准的核心更新内容

（一）“不法侵害”范围的合理扩张

新的认定标准对“不法侵害”的界定从“形式判断”转向“实质判断”，重点关注侵害行为对法益的现实威胁程度。具体而言，不法侵害不仅包括已实施的暴力犯罪（如殴打、持刀伤害），还包括具有现实紧迫性的侵害行为（如行为人持棍逼近并威胁“再动就打死你”）、非暴力但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侵害（如多人强行拖拽至封闭场所意图实施伤害）。例如，某地曾发生一起案件：女子王某在夜间跑步时被陌生男子强行拉扯至绿化带，虽未遭受殴打，但男子已撕扯其衣物并言语威胁“跟我走不然杀了你”。王某用随身携带的防狼喷雾反击致其眼睛受伤，法院依据新标准认定王某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理由是男子的行为已形成对王某人身安全的现实、紧迫威胁。

此外，新标准明确“不法侵害”不限于针对防卫人本人的侵害。若侵害行为针对第三人（如目睹他人被殴打），公民同样有权实施防卫。这一更新扩大了防卫权的适用场景，更符合“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

（二）“防卫时间”判断的实质化转变

针对传统认定中“防卫时间”过于僵化的问题，新标准提出“侵害紧迫性”的核心判断原则。具体包括三个层面：其一，允许“提前防卫”。当不法侵害虽未完全开始（如侵害者已持凶器进入防卫人住所并逼近），但已形成现实、直接的威胁时，防卫人即可实施防卫。例如，某地案例中，李某因琐事与张某发生矛盾，张某持菜刀闯入李某家中，边骂边朝李某逼近，李某在张某距离自己仅一米时夺刀反击致其受伤，法院认定李某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理由是张某的行为已具备侵害的现实紧迫性。其二，认可“持续防卫”。若侵害行为暂时中断但侵害状态仍未解除（如侵害者被击倒后仍持有凶器并试图起身），防卫人继续反击的行为仍属于正当防卫时间范围。其三，禁止“事后防卫”。若侵害行为已完全结束（如侵害者已逃离现场或失去攻击能力），防卫人再实施攻击则可能构成故意犯罪。

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从“侵害行为是否已着手”的形式判断，转向“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