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课件 第7章 白居易与元白诗派.pptVIP

第七章白居易与元白诗派;元、白诗派的重写实、尚通俗是中唐文化转型时期文学世俗化的新思潮，其远源可以追溯到三百篇中的“风”诗和汉魏乐府民歌那里，其近源则是安史之乱以来一批具有写实倾向的诗人创作，尤其是大诗人杜甫的创作。杜甫晚年饱经战乱，深入接触了下层社会，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苦难的优秀篇什，如有名的“三吏”、“三别”、《兵车行》、《彭衙行》、《悲陈陶》、《哀江头》等即是。这些诗作有两点最值得注意：一是继承了古乐府的形式，自拟新题，缘事而发，写真实时事、亲身见闻；二是以朴实真切的语言乃至口语入诗，力求通俗浅显。杜甫入蜀以后，这种倾向更得到新的发展，有时直以方言俚语作诗。;杜甫诗中的写实性和通俗化倾向，在与他同时或稍后的元结、顾况、戴叔伦等人手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表现和继承，而到了贞元、元和年间，则有了强烈的回响。此时的元稹、白居易都对杜甫的写实之作全力推崇，在诗中有意识地使用民间的口语和俗语，张籍、王建等人也纷纷起而效仿，致力于通俗晓畅、指事明切的乐府诗的创作，遂成为当时诗坛上的风气。在这一诗歌通俗化的过程中，张、王、元、白等人还自觉地向民歌学习，写下了不少颇具民歌风味的歌诗。这种接近民间取法民歌的群体性努力，反映了此期诗人已形成通俗化审美的自觉追求；而当这种自觉追求与他们对杜诗写实倾向的自觉承传聚合一途，并受到尚俗时风的强烈鼓荡时，自然而然便会迅猛发展。;张籍;张籍、王建的乐府诗及其特点;野老歌;秋思;节妇吟;朱庆余、张籍的两首诗;王建;田家行;新嫁娘词三首;元稹生平介绍;元稹的诗歌创作特色;遣悲怀

（三首之一）;离思五首

(其四);连昌宫词;白居易生平简介;白居易的诗学思想;白居易的诗论，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而格外引人注目，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要便于入乐歌唱。但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五十年代以来，由于受前苏联功利性极强的极左文论影响，我们一直把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当作现实主义的典范，并给白居易的诗论以极高的评价。对这种观点重新审视、重新评价是从裴斐的《白居易诗歌理论与实践之再认识》一文开始的。该文不同意对白居易的诗歌理论评价太高，认为白居易“对诗歌社会功能的认识比孔夫子更狭隘”，“比汉儒更加无视诗歌本身的艺术规律”，白居易诗论在历史上“了无影响”，“原因即在于这种理论同我们民族诗歌的经验是直接违背的”。基于这种认识，他甚至不同意把白居易的诗论视为现实主义理论。;白居易的诗论，大体上是汉儒诗说的推衍。从其消极意义来说，他完全从政治与教化的角度来看待诗歌的功能，使之处于从属性和工具性的地位，忽视了诗歌自由抒情的意义以及它的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发或助长从政治理念出发而不是从生活出发的创作弊病。比如，同样是写时事，白居易与杜甫就有所区别：杜甫唯写所见所感，把生民的疾苦与自己的悲怆情怀融为一体，虽于写实中时时夹以议论，也常常含有讽谕之意，但讽谕却不是其创作的出发点，换句话说：杜诗是出之以情并动人以情；白居易的讽谕诗则往往出之以理念，将“为君”而作视为诗歌的主要目的，从而极度突出了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将诗歌等同于谏书、奏章，使不少诗的形象性为讽刺性的说理、议论所取代。;我们以为：白居易的“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诗歌创作主张和“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的创作态度，既是对儒家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同时也是对儒家文学思想中保守方面的重大突破。他并没有完全受《诗大序》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局限，是不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的。白居易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最有价值的地方，正是在于他能够“为民请命”，勇敢地揭发现实的黑暗，“意激”“言切”而不囿于传统“诗教”，其对社会、对政治、对人民所体现的强烈的责任感，还是应该肯定的，除了功利性过于强烈而导致的弊病外，他对诗歌艺术的许多论述也不无可取之处。;白居易诗歌的分类;白居易的讽谕诗;上阳白发人;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同时采择百余人，零落年深残此身。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皆云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