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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中国哲学简史》读后

作为现代中国哲学史上一个无从回避关键人物,冯友兰先生一生于哲学上研究不可不谓之一波三折。且不管其晚年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而所留下种种饱受争议乃至批判篇章,单就先生作为“现代新儒家”奠基人和集大成者,任何一位有志于了解中国哲学发展、思想文化发展青年,都应该去拜读冯友兰先生著作一二。李慎之先生亦曾言:“中国人了解、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冯友兰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人物。”

冯友兰先生曾经书写一副对联以叙生平,联曰“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三史”即《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和《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则是指在抗日战争时期“贞元之际”所著六本书。从时间上来看,《中国哲学简史》成书于“贞元六书”以后,冯友兰“新理学”、“新儒学”体系已经完成,而又在冯先生经受新中国成立早期动乱迫害之前,能够说是其一生哲学研究成就巅峰时期。所以《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也理所当然成为了冯友兰先生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一部著作。

《中国哲学简史》原译名《中国哲学小史》（AShortHistoryofChinesePhilosophy）,是冯友兰先生于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时英文讲稿,后经整理出版,前后有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南斯拉夫文、日文等译本,而且快速成为各大学中中国哲学通用教材,是西方人系统了解中国哲学关键路径。直到20世纪80年代,本书才由冯友兰先生学生涂又光第一次依据英文本译成汉字出版。应该说,这本书既是了解中国哲学、进入中国文化地图,也是触摸冯友兰先生哲学体系一条捷径。

哲学观和哲学史观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就已经指出:“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也就是说,在中国思想文化史册上,是没有“哲学”二字。既然要作“哲学史”,自然需要首先明确什么是“哲学”,然后才有“哲学史”。

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友兰回复说:“至于我,我所说哲学,就是对于人生有系统反思思想”。冯先生亦曾言“今欲求中国哲学史,其关键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多种学问中,将其能够西洋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由此能够看出,冯友兰走是以西释中道路,即以西方哲学为框架——知识论,认识论和宇宙论——叙述中国哲学史。

然而从全书谋篇布局上我们能够看出此时冯友兰和撰写《中国哲学史》二册时认知已经有一定程度不一样。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友兰对儒道释法等百家阐叙更多是从基于中国文化气氛,亦即“中国哲学精神”这一关键命题展开,而放弃了在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所沿用“子课时代”与“经课时代”强硬划分。

出于这种以中国哲学本身发展逻辑为基础哲学史观,冯友兰在对先秦道家发展进行概括时比《中国哲学史》显得更深入,明确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早期“隐者”阶段杨朱,以“避”为其关键;以老子为代表第二阶段,尝试揭示宇宙事物改变规律;再到以庄子为代表第三阶段,“宇宙为我,我亦宇宙”。

中国哲学精神与问题

对于什么是中国哲学和关键观念,冯友兰先生在第一章提出了以下见解:

专就中国哲学中关键传统说,我们若了解它,我们不能说它是入世,当然也不能说它是出世。它既入世而又出世。有位哲学家讲到宋代新儒家,这么地描写她: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这正是小国哲学要努力做到。有了这种精神,它就是最理想主义,同时又是最现实主义;它是很实用,不过并不肤浅。

入世与出世是对立,正如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也是对立。中国哲学任务,就是把这些反命题统一成一个合命题。这并不是说,这些反命题都被取消了。它们还在那里,不过已经被统一起来,成为一个合命题整体。怎样统一起来？这是中国哲学所求处理问题。求处理这个问题,是中国哲学精神。

以冯友兰见解来看,中国哲学中一直是两种传统所并行,即儒家“入世”精神和道家“出世”态度。正是在这二者之间不停地探寻一个平衡,完善了中国人和精神内核:

“因为儒家“游方之内”,显得比道家入世部分;因为道家“游方之外”,显得比儒家出世部分。这两种趋势相互对立,不过也相互补充。二者演练着一个力平衡。这使得中国人对于入世和出世含有良好平衡感。”

从这个相关中国哲学精神关键描述,我们能够清楚看出,此时冯友兰已经完成了她本人新儒学思想构建。表面上看,这个表述是基于贯穿中国思想史历程儒道两家互补作出综合评价,然而冯友兰随即提到。

有位哲学家讲到宋代新儒家,这么地描写她:“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这正是小国哲学要努力做到。有了这种精神,它就是最理想主义,同时又是最现实主义;它是很实用,不过并不肤浅。

这里提到宋代新儒家,恰恰是冯友兰本身“新理学”体系基础。由此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