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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明确“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

一、战略传承与定位深化：从“勇挑大梁”到“支持挑大梁”的政策演进

2025年12月10日至1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明年经济工作时明确提出“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表述并非偶然，而是中央立足发展全局、把握经济规律的战略延续与深化。从2022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经济大省要勇挑大梁”，到2024年9月政治局会议、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多次强调“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政策表述的变化背后，是对经济大省角色定位的进一步清晰化——从“主动担当”到“系统支持”，既体现了中央对经济大省发展潜力的信心，也标志着国家战略层面的资源配置与政策协同进入新阶段。

这种政策传承的逻辑，根植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经济大省作为全国经济版图的核心支点，其发展质量直接影响宏观经济大盘的稳定性。数据显示，2024年广东、江苏、山东等经济十强省份贡献了全国超六成的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比重超过63%，其中7个省份经济增速跑赢全国5%的增速。这样的体量与活力，决定了经济大省不仅是“稳”的基础，更是“进”的引擎。中央通过持续强化对经济大省的支持，本质上是在构建“以点带面、以强促优”的发展格局，让关键区域先“立”起来，再通过辐射带动作用激活全局。

二、压舱石与火车头：经济大省的现实基础与实践担当

经济大省之所以能被赋予“挑大梁”的重任，源于其深厚的现实基础与持续的实践积累。从今年前三季度的经济表现看，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省份用数据诠释了“压舱石”与“火车头”的双重角色。

首先是经济总量的支撑力。根据31个省份前三季度主要经济数据，排名前十位的省份地区生产总值均超4万亿元，其中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川、河南6个经济大省合计贡献的经济总量占全国总量的44.6%。这意味着，每两元的全国经济增量中，就有近一元来自这6个省份。这样的“分量”，使经济大省成为稳定宏观经济基本盘最直接的依托。

其次是产业体系的韧性。以广东为例，前三季度第二产业占全省GDP比重达39.7%，实体经济增长稳健；新经济占比提升至25.5%，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新动能规模持续扩张。江苏则在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中同步发力，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稳中求进、稳中提质”。浙江的表现同样亮眼：高技术产业和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投资增速显著高于全部投资，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均保持较快增长，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等产品供给能力居全国前列。这些数据背后，是经济大省对“把发展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的深刻践行，也是其抵御外部风险、保持增长韧性的关键所在。

更重要的是，经济大省不仅“独善其身”，更在“兼济天下”。通过产业链供应链的辐射带动，它们正在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助力共同富裕。例如，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带动了周边省份的配套企业发展；浙江的数字经济平台为中西部地区农产品上行提供了渠道；江苏的先进制造技术通过对口支援项目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这种“以强带弱”的溢出效应，使经济大省的发展红利超越了地域限制，成为全国协调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三、破局与引领：经济大省挑大梁的关键路径

中央明确“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既是目标导向，也是问题导向。当前，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保护主义抬头，国内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经济大省要真正挑起大梁，必须在关键领域破局，在核心环节引领。

第一，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激活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大省要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上打头阵”。科技创新是产业升级的“源动力”，产业创新则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阵地”。以广东为例，其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布局，既在半导体、新能源等领域突破了一批“卡脖子”技术，又通过“链主企业+配套企业”模式将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市场产品。浙江则依托数字经济优势，构建“实验室-中试基地-产业园区”的创新链条，推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前沿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这些实践表明，只有让创新链与产业链“无缝对接”，才能让新质生产力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第二，以深层次改革与高水平开放释放发展动能。经济体量大，意味着改革的“试错成本”更高，但也意味着“示范效应”更强。经济大省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需要在制度型开放、要素市场化配置等领域率先突破。例如，江苏正在探索“亩均论英雄”改革，通过优化土地、资金等要素配置，推动资源向高附加值产业集中；浙江自贸试验区则在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领域试点新型监管模式，为全国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积累经验。这些改革举措，不仅能为经济大省自身发展松绑，更能为全国提供可复制的“改革样本”。

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