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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大班额”化解后的师资配置新问题——基于2020年后

县域编制测算数据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义务教育“大班额”问题的基本化解，是中国基础教育治

理在2020年后取得的重大阶段性成就。然而，这一成就的取得，在物

理上重塑了班级结构，也随之暴露并催生了师资配置领域的深层次新

问题。本研究基于对2020年后部分代表性县域义务教育教师编制测算

与实际配置数据的比较分析，旨在揭示“大班额”化解后，现行师资

配置模式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研究采用规范分析与案例数据比较法

，核心发现是：以“生师比”为单一计算标准的传统编制核定模式，

与“大班额”化解后“按班配师”的实际教学需求产生了根本性冲突

。这一冲突导致了三大新问题：一是“达标编制”下的“实际缺编”

，即总编制达标但因班级数增加而导致一线教师（特别是班主任）的

实际工作负荷激增；二是结构性缺编的固化与加剧，即核心主科为满

足“走班”需求而挤占音体美等非主科编制；三是小规模学校“按生

核编”的极端不适用性，导致“保开课”的基本需求与僵化的编制标

准尖锐对立。本研究认为，后“大班额”时代，教师编制管理的核心

应从“控制总量”转向“优化结构”与“保障刚需”，迫切需要建立

以“班师比”为基础、“生师比”为辅助的“双轨”或“双因子”编

制测算与动态调整新机制。

关键词：义务教育；大班额；师资配置；教师编制；结构性缺编

二、引言

义务教育阶段“大班额”问题，曾是长期困扰中国基础教育事业

发展的顽疾。超大班额（66人以上）和标准大班额（56人以上）不仅

严重影响教学质量，也带来了极大的校园安全隐患，更是教育不均衡

的集中体现。为此，中国政府自“十三五”规划以来，将化解义务教

育“大班额”作为教育现代化的关键战役和底线任务。通过实施新建

扩建学校、合理分流学生、严控招生标准等一系列强力举措，至2020

年底，全国范围内66人以上的超大班额基本消除，56人以上的大班额

比例也降至历史最低水平。这一目标的如期实现，是中国义务教育从

“有学上”迈向“上好学”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基础教育的物理空

间治理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然而，物理空间的重构（即班级规模的缩小）必然带来教育资源

配置逻辑的深刻变革，其中最核心的资源——教师——的配置问题，

便在新形势下浮出水面。胜利的喜悦尚未消退，一个更为复杂的新挑

战已然出现：“大班额”化解之后，我们真的有足够的教师去填充这

些“新增”的、规模更标准的教室吗？长期以来，中国义务教育教师

编制的核定，主要依据国家规定的“生师比”标准，即按照学生总数

的一定比例（如小学19:1，初中13.5:1）来配置教师总量。这种以“

学生”为基准的宏观调控模式，在“大班额”普遍存在的时代尚能维

持运转，但在“大班额”基本化解的后2020时代，其内在的结构性缺

陷便暴露无遗。

“大班额”的化解，意味着在学生总数不变或小幅波动的情况下

，行政班级（教学班）的总数大幅增加。例如，一个县域过去一万名

小学生，若平均班额60人，则需要约167个班级；而当班额降至45人标

准时，则需要约222个班级。班级数量的激增，直接导致了对教师（特

别是班主任、以及因“走班”需求而增加的学科教师）的刚性需求飙

升。然而，以“生师比”核定的编制总量并未（或未能及时）随之增

长，导致编制资源与实际教学需求的脱节。

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2020年基本完成“大班额”化解的历史

节点之后，以县域为单位的义务教育师资配置体系，具体面临着哪些

由传统编制核算逻辑与“小班化”教学需求错位所引发的“新问题”

？这些新问题在县域的编制测算数据与实际配置数据中呈现出何种具

体形态？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2020年后县域编制测算数据的规范性分析，诊

断“后大班额时代”师资配置的真实困境。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

先，将对“大班额”化解、教师编制与师资配置的相关研究进行文献

综述；其次，介绍本研究采用的数据分析与政策文本比较方法；接着

，将集中呈现和讨论基于县域数据所揭示的编制测算与实际需求之间

的三大核心矛盾；最后，对研究进行总结，并为优化新时期的师资配

置机制提出政策建议与未来展望。

三、文献综V述

围绕本研究主题，现有学术文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既相互独立又高

度关联的领域：义务教育“大班额”化解研究、教师编制管理研究，

以及师资结构性配置研究。

首先，关于“大班额”问题的研究。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