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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何以成为问题

——传播思想史视域下对“交流失效”的再反思

摘要：在信息技术持续发展与媒介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交流在现实社会中呈现出高度频繁与形式扩展的特征，但理解并未随之深化，“交流失效”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经验。针对这一现象，本文不从技术或主体层面展开解释，而是从传播思想史视角考察交流观念的历史演变。研究发现，在早期思想语境中，交流主要被理解为公共生活展开的前提条件，其价值并不以消除分歧或达成共识为导向；而在现代性进程中，随着理性化与工具理性逻辑的强化，交流被重新界定为应当产生明确效果的社会机制，并被持续施加多重功能期待。由此，当交流无法满足扩张性的功能要求时，其内在限度便被经验为“失效”。本文认为，交流失效并非交流功能的简单丧失，而是高度功能化语境下交流意义结构发生转变的结果，有必要在承认交流有限性的前提下重新界定其公共意义与功能边界。

关键词：交流失效；传播思想史；工具理性；交流观念；公共生活

引言

人是会说话的动物。我们每天都在进行着交流的活动。但是人又是最孤独、最害怕孤独的动物。像巴别塔之上的天使一样透明地交流——不受限于语言和肉体,没有被误解的成分,思想毫无障碍地融合,一直是人类汲汲以求的梦想。然而,人类交流的历史表明,完美的交流永远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乌托邦。

在以媒介效果研究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研究路径的主导下,具有原创性、有影响力的传播学理论贫乏。传播研究要进一步发展,需要从“人”出发,打开结构功能主义之外理解传播的崭新视野。特别是在以网络、移动终端为代表的新媒体环境下,探讨传播与人的生活实践、人的生存发展、人的情感认知的关系,提高传播研究的解释力,尤为必要和迫切。

随着信息技术和传播媒介的持续发展，交流在形式上呈现出高度便利化的趋势。信息传递速度不断加快，表达渠道日益丰富，个体参与公共讨论的机会显著增加。在此背景下，交流往往被视为已经“充分实现”的社会条件，相关讨论更多集中于交流的效率、规模和覆盖范围，而较少对交流本身的意义结构进行反思。

然而，从现实经验来看，交流的普遍化并未必然带来理解的加深。正如彼得斯在传播思想史研究中所揭示的，现代社会对交流的高度期待，往往源于一种将“理解”设想为可以被技术性实现的观念传统。彼得斯通过回溯宗教、哲学与传播理论中的交流想象指出，完全透明、无误解的交流并非现实目标，而是一种反复被重申却始终无法实现的“交流乌托邦”。在这一意义上，交流并不必然导向理解的增长，这一经验性的张力，构成了本文进一步展开讨论的问题背景。

一、交流作为公共生活前提的早期理解

（一）交流在早期传播思想中的基本定位

从传播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交流并非一开始就被视为需要反复检验其效果的社会机制。相反，在较早的思想语境中，交流更多被理解为公共生活得以展开的前提条件，而非一种必须交出明确成果的工具。

以古希腊城邦为代表的公共生活形态中，交流主要表现为公民在公共空间中的言说、讨论与辩论。不同意见的存在并不会被自动理解为交流失败，而是被普遍视为公共事务讨论的常态。从这一意义上说，分歧并不是需要被迅速消除的问题，而是公共生活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

在这一阶段，交流的意义并不取决于是否形成一致意见，而在于是否构建了一个能够容纳不同判断的讨论空间。阿伦特在对公共生活的分析中，将言说与行动视为公共领域得以存在的基本形式。她指出，公共空间并非建立在意见一致之上，而是建立在差异能够被呈现与承受的条件之中。由此，交流并不承担消除分歧的任务，而是使不同判断获得可见性与可回应性，这一理解为早期交流观念的低功能期待结构提供了重要思想支撑。判断本身并不被设想为必然正确，交流也不承担保证判断正确性的功能。交流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其使判断得以公开化、可讨论化的作用之上。

（二）判断、不确定性与交流的正当性基础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早期传播思想中，不确定性并未被视为交流的缺陷。相反，不确定性被视为公共讨论的内在特征之一。判断可能存在分歧，结论也可能长期悬而未决，但只要讨论过程本身被认为是正当的，交流便仍然具有价值。

从这一角度来看，交流并不需要通过结果来证明自身的正当性。它不是通向确定真理的技术路径，而是一种使不同立场能够相互呈现和回应的实践形式。正是在这种低功能期待的结构之中，交流得以在不确定性中保持相对稳定。

相关研究普遍认为，这种对交流的理解方式，使交流不必承担过重的社会责任。交流无需解决冲突，也无需达成共识，因此也较少被经验为失败。交流更多是一种持续展开的公共实践，而非被严格评估的操作过程。

（三）伦理风险意识与交流问题的早期界定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早期传播思想忽视交流的风险问题。相反，修辞操纵、情绪动员以及语言滥用等现象，在早期思想中已有清晰意识。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些问题通常被理解为伦理层面的偏差，而非交流结构本身的失效。

在这一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