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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的正当防卫认定

引言

正当防卫作为《刑法》中一项重要的权利性规定，既是公民面对不法侵害时的“保护盾”，也是司法实践中平衡“制止犯罪”与“防止滥用”的“风向标”。近年来，随着“街头冲突反杀案”“深夜入户防卫案”等典型案例引发社会广泛讨论，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逐渐从“法律条文”走向“公众视野”。它不仅关系到个案中当事人的罪与非罪，更深刻影响着社会对“以正制恶”行为的价值判断。本文将围绕《刑法》中正当防卫的认定展开，从法律基础、核心标准、实践难点到完善路径层层深入，探讨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这一制度的精髓。

一、正当防卫的法律基础

正当防卫制度的设立并非偶然，其背后既有对公民权利的保护逻辑，也有对社会秩序的维护考量。理解其法律基础，是准确认定正当防卫的前提。

（一）立法沿革：从“严格限制”到“积极鼓励”的演变

我国《刑法》对正当防卫的规定经历了逐步完善的过程。早期立法更侧重防止防卫权滥用，对防卫限度的规定较为严格，实践中常出现“谁死伤谁有理”的裁判倾向，导致公民在面对侵害时因担心“防卫过当”而不敢反击。随着社会对“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理念的共识逐渐形成，立法层面作出重要调整。例如，某版《刑法》修订时明确将“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作为防卫过当的认定条件，同时增设“特殊防卫”条款，规定对行凶、杀人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这一变化标志着正当防卫制度从“限制防卫”向“鼓励防卫”的价值转向。

（二）立法目的：平衡权利保护与秩序维护的双重使命

正当防卫制度的核心目的在于“以正对不正”。一方面，它赋予公民在紧急情况下自力救济的权利。当公权力无法及时介入时，允许公民通过必要的防卫行为制止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避免自身或他人权益遭受更大损害；另一方面，制度设计严格限定了防卫的边界，防止权利滥用。例如，要求防卫行为必须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且不能超过必要限度，其本质是通过法律授权的方式，在“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之间建立合理衔接，既避免公民因过度恐惧而放弃防卫，也防止因防卫权滥用引发新的冲突。

二、正当防卫的认定核心标准

正当防卫的认定需满足多项法定条件，这些条件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缺一不可。只有全面把握各要件的内涵与边界，才能避免“错判”或“漏判”。

（一）防卫起因：必须存在现实的不法侵害

防卫起因是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所谓“现实的不法侵害”，包含两层含义：其一，侵害必须是客观存在的，而非防卫人主观臆想的。若行为人因误解或过失将合法行为（如警察执行公务）误认为不法侵害并实施“防卫”，则构成“假想防卫”，需根据主观过错承担相应责任。例如，某小区曾发生一起案件：业主深夜听到窗外有声响，误以为是小偷，持棍击打窗外身影，结果发现是正在检修管道的物业人员。这种情况便属于假想防卫。其二，侵害必须具有“不法性”，即侵害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对于合法的侵害（如警察依法实施的强制行为），不能进行防卫。

（二）防卫时间：不法侵害必须“正在进行”

防卫时间的判断是实践中的难点之一。“正在进行”意味着侵害行为已着手实施且尚未结束，既不能“提前防卫”（侵害尚未发生时攻击对方），也不能“事后防卫”（侵害已终止后继续攻击）。例如，若甲持刀威胁乙要求交出财物，乙夺刀后甲转身逃跑，此时甲的侵害行为已结束，若乙追上去刺伤甲，则可能构成事后防卫。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某些持续型侵害（如非法拘禁、持续殴打），侵害的“开始”与“结束”需结合具体情境判断。例如，在多人围殴案件中，即使其中一名侵害人暂时停止攻击，只要整体侵害仍在持续，防卫时间就未结束。

（三）防卫对象：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

防卫行为的对象具有特定性，只能针对实施不法侵害的行为人本人，不能及于无关的第三人。这是因为正当防卫的目的是制止当前的侵害行为，而对第三人实施攻击既无法实现这一目的，还可能造成新的无辜伤害。例如，甲殴打乙时，乙若转而攻击在场的甲的孩子，便超出了正当防卫的对象范围，可能构成故意伤害。若防卫行为误伤到第三人（如防卫时投掷物品误伤旁观者），则需根据主观过错判断是否承担责任。

（四）防卫主观：必须具有防卫意图

防卫意图是区分正当防卫与“防卫挑拨”“相互斗殴”的关键。防卫意图要求行为人实施防卫行为时，主观上是为了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益，而非出于报复或伤害的目的。例如，甲故意激怒乙，诱使乙先动手，然后以“防卫”为名攻击乙，这种“防卫挑拨”行为因缺乏正当的防卫意图，不构成正当防卫。相互斗殴中，双方均以侵害对方为目的，一般也不认定为正当防卫，但若一方已明确放弃斗殴并试图逃离，另一方继续追击，逃离方的反击则可能被认定为正当防卫。

（五）防卫限度：一般防卫与特殊防卫的区分

防卫限度是正当防卫认定的“核心门槛”，直接关系到防卫行为是否过当。根据《刑法》规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