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制度经济学分析.docVIP

第一部分

证人证言的本质——信息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关于证据的规定中，得出证据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种事实”。

在经济学看来，证人证言的本质就是信息。证人证言就是证人主观见之于客观世界的反映，是客观世界发生的事实在证人头脑中留下的信息，然后该信息又通过证人陈述向外输出。就证人作证来说，证人就自己所知的案件事实向公安司法机关进行陈述，实质上就是把案件发生后物质世界对自己意识的映像进行信息输出的一个过程。

证言的稀缺性——作为资源的信息

证言的“稀缺性”首先是指作为信息的证言相对于追求事实真相的主体的欲望来说是稀缺的。其次，证言的稀缺性还表现在拥有信息的主体（证人）的不可替代性以及有限性。再次，由于主体行为的不确定性，该种信息最后能否输出，实难定论，因为证人不作证，证人所知事实可能转化不成法律事实。最后，由于证人证言不像物证一样具有稳定性，而是一种带有主观性的证据形式，所蕴涵的信息质量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递减，在量上表现为对案件事实记忆的衰退与模糊，在质上表现证言内容的自然和人为的变迁。

（三）证言搜寻的有限理性

正确的裁判建立在对事实的正确认定之上。信息越缺乏，诉讼证明越不确定，信息越充分，诉讼证明越具有确定性。但实际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经济学看来，诉讼证明就是一个信息搜寻过程。由于信息的稀缺性，在有限的条件下获得所有的信息是不现实的。所谓的有限条件包括：（1）现有的司法资源是有限的，它不可能承担从“一无所知”到“无所不知”的全部成本；（2）对已经发生的案件的信息搜寻是一个逆向的过程，既有的信息只会耗散而不会增加；（3）法律允许的搜寻时间是有限的，诉讼程序的各种时限规定不允许进行无止境的搜寻；（4）信息搜寻主体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任何人不可能事无巨细地掌握所有的信息。

既然搜寻全部信息的成本是昂贵的，那么应该把信息搜寻进行到哪一点呢？是预期的边际成本等于预期的边收益那一点吗？问题在于，人们在获取信息之前，不可能知道该类信息的预期成本和收益，所以也无从知道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最佳点。这就是经济学上著名的“信息悖论”。因此，对证据进行搜寻只能采取一种“有限理性”策略。

证人作证的成本的限制，要求所有的证人作证并不现实，也无必要。证人作证的比率受证人作证成本、现有司法资源和证明案件的需要而定。在现有司法资源不变的情况下，当证人作证率提高的时候，付出的搜寻成本也随之提高，证明的正确性也随之提高，但诉讼证明不是科学证明，它不需要达到100％，而只要达到特定的证明标准即可，这个标准点即为信息搜寻的终点。当然，证人证言只是证明案件的证据之一种，只要它与其他证据结合达到了证明标准，数量并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

所谓的经济人，是指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是利己的，也是完全理性的（Rational），都是以个人效用最大化为基本的动力的。但在新制度经济学者看来，“经济人”的假设是有缺陷的，因为行为主体不可能具备“完备知识”（perfectknowledge），而往往是处于无知（ignorance）状态。在他们看来，人类行为不只是自私的，它还会受到社会价值观的制约，而做出不会导致利益最大化的行为。。

根据上述理论，首先，证人的行为受制于证人的心理和动机。这是基本的前提。其次，证人是自私的，是理性的，证人的大多数行为是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证人的行为是他们在特定法律条件下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证人对一定权利的不同估价是其交易得以进行的原动力。

第二部分

（一）证人作证的动力机制

证人不是诉讼的当事人，他与案件的诉讼利益无涉，所以证人作证的行为说到底是一种利他的行为。在经济学家看来，道德的根源往往在于利益。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认为，人类的行为是受利益左右的，“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有三种原因能使人们为他人的利益而努力：（1）出于爱、团结或其他情感；（2）利他的同时能给自己带来福利；（3）受到命令或者暴力威胁。由此，全面地来看，人类行为的动机不仅仅是自利，而是爱、命令和自利三者。

在实践中，证人作证较为常见的一种情形是证人是当事人的亲属或朋友，这便是上面所述的第一种动力机制。爱是维系家庭关系和朋友关系的纽带。如果自己的儿子犯罪，而其父母又知道能证明其无罪的事实，证人出庭作证自然在情理之中。推而广之，在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互相了解，“低头不见抬头见”，有较强的归属感和凝聚力，如果作证有利于自己熟悉的人，证人一般不会拒绝。但是，正因为这类证人作证的时候掺杂了一些个人感情，所以证人提供的信息可能被主观情绪所影响而失去应有的准确性。司法实践中的许多伪证行为也就是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