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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嫩江流域蒙古音乐变异

摘要

嫩江流域位于中国东北地区，该地区的蒙古音乐在独特的地理、历史背景下，随时间推移发生了变异。本文通过对嫩江流域蒙古音乐的特点、变异原因、表现形式以及意义的探讨，揭示了其在现代文化发展和多民族融合中的重要作用。研究表明，这种变异是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接纳外来文化形式，对传统进行修正与更新，丰富了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彰显了民族文化多元共生的新型社会面貌。

关键词

嫩江流域；蒙古音乐；音乐变异

一、引言

嫩江流域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流域，流经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地，地处中国与蒙古交界处，具有独特的地理、历史背景。在这样的环境中，蒙古音乐作为一种极具特色的音乐形式，不仅对流域内其他音乐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自身也在不断发展演变。研究嫩江流域蒙古音乐的变异，对于深入了解蒙古音乐文化的发展、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以及地域音乐文化的独特性具有重要意义。

二、嫩江流域蒙古音乐概述

2.1历史渊源

嫩江流域的蒙古音乐历史悠久。早在辽金时代，就有蒙古部落如朵儿边部落、乌古敌烈部和豁罗剌思部等在此活动。1124年（金天会二年）朵儿边部落迁徙至嫩江东畔，1195年（金明昌六年），弘吉剌惕部的属部豁罗剌思部迁徙至松花江嫩江两江会合处一带。蒙元时代，又有新的蒙古部落迁入。1213年（大蒙古国八年）成吉思汗将大兴安岭东西国土分封给季弟帖木哥斡赤斤，并逐步东迁至黑龙江地区。1293年（至元三十年），兀速蒙古部被安置在肇州之地。1547年（明嘉靖二十六年）后，蒙古科尔沁部从呼伦贝尔迁入嫩江流域，占据了原福余卫与朵颜卫领地。清代将黑龙江地区的蒙古部落分别改建为扎赉特旗、杜尔伯特旗、郭尔罗斯后旗，并归属内蒙古哲里木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蒙古音乐在嫩江流域生根发芽，不断传承发展。

2.2音乐特点

嫩江流域的蒙古音乐以其独特的节奏、旋律、乐器以及演唱方式，充分体现了蒙古族民间文化的特点。

在乐器方面，马头琴是蒙古族民间音乐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乐器，其高亢悠扬的音色，在演唱吟唱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此外，蒙古族四胡也是极具民族标志性的乐器之一，在黑龙江省杜尔伯特地区从元代已有“蒙古族四胡”乐器的出现。明嘉靖年间，科尔沁部迁移至嫩江东岸的杜尔伯特草原后，蒙古族四胡音乐有了更快更广泛的发展，到清代已达到了高峰。蒙古族四胡分高音、中音、低音三类，高音四胡音色明快、脆亮，多用于独奏、重奏、合奏；中低音四胡音色浑厚、圆润，擅长演奏抒情的乐曲，主要用于蒙古族演唱乌力格尔和好来宝伴奏。

在演唱方式上，具有长调子、短调子、随口唱、口诉、连唱、队唱等不同特色。从音乐特点来讲，大致分为“长调”“短调”“说唱”三类。“长调”节奏自由，气息宽广，情感深沉，并有独特的颤音装饰，其节奏舒缓自由，字少腔长，并伴有“嗒咿”“咿哟”等衬词。“短调”篇幅较短小，曲调紧凑，节奏整齐、鲜明，音域相对窄一些。“说唱”也称“好来宝”主要以叙事为主，它除兼有“长调”“短调”的特点外，有时半说半白并加有表演。这些音乐特点生动地诠释了蒙古民歌的草原文化风格。

三、嫩江流域蒙古音乐变异的原因

3.1民族交往融合

嫩江流域是多民族聚居区，除汉族外，还有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锡伯族等。蒙古族与其他民族长期生活在一起，文化必然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例如，蒙古族与达斡尔族都是开发嫩江流域较早的民族，同在一个生活环境，早期又都以游牧生产为主，在民歌创作方式上大多即景生情、即兴歌唱，灵活性很强，衬词语言也几乎完全相同。同时，随着与汉族、朝鲜族等多民族交往的日益频繁，不同民族的音乐理念、演唱形式等深刻影响了嫩江流域的蒙古音乐。其他民族音乐中独特的节奏、旋律元素逐渐融入蒙古音乐，使其形式更加丰富多样。

3.2社会经济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嫩江流域的蒙古音乐逐渐走出传统的民间范畴。一方面，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蒙古音乐有了更多在城市舞台展示的机会。为了适应城市观众的审美需求，蒙古音乐在表演形式、舞台编排等方面进行了创新。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和多元化，促使蒙古音乐吸收新的音乐元素，如现代音乐制作技术、流行音乐元素等，以符合现代人的音乐审美情趣，从而在不断实践中变得更加新颖、精致。

四、嫩江流域蒙古音乐变异的表现形式

4.1音乐元素的融合

在旋律方面，嫩江流域的蒙古音乐吸收了其他民族音乐的旋律特点。例如，与达斡尔族民歌相互影响，在一些蒙古民歌中出现了类似达斡尔族民歌婉转细腻的旋律片段。在节奏上，融入了汉族音乐中规整明快的节奏型，使音乐更具动感和活力。在乐器使用上，除了传统的马头琴、四胡等，还加入了一些现代乐器或其他民族乐器，如钢琴、竹笛等，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例如，在一些现代蒙古音乐作品中，马头琴与钢琴的合奏，营造出独特的音乐氛围。

4.2表演形式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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