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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主播的“用工关系”认定与权益

一、网络主播用工关系的现状与特征

网络直播行业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以网络主播为核心的新型就业形态。从早期的秀场直播到如今的电商直播、知识付费直播，主播群体的规模持续扩大，其与平台、经纪公司之间的合作模式也呈现出复杂多元的特征。这种新型用工关系既突破了传统劳动关系的框架，又与一般民事合作关系存在差异，成为当前劳动法律领域的研究热点。

（一）行业发展催生的多元合作模式

在直播行业的不同发展阶段，主播与相关主体的合作模式经历了从单一到多元的演变。早期，部分主播直接与直播平台签订协议，平台为其提供流量支持、技术服务，并通过打赏分成或固定薪资支付报酬。随着行业专业化分工的深化，经纪公司（MCN机构）逐渐成为连接主播与平台的中间环节。这类机构通常承担主播的培训、包装、资源对接等工作，与主播签订“经纪合约”，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此外，还有大量兼职主播以“自由职业者”身份在多个平台流动，通过完成特定直播任务获取报酬，与平台或机构仅保持松散的合作关系。

不同合作模式下，主播的“职业属性”差异显著。例如，与平台签订“独家直播协议”的全职主播，往往需要遵守平台制定的直播时长、内容规范等要求，甚至接受考勤管理；而兼职主播则可自主决定直播时间和内容，收入主要依赖观众打赏或单次任务的费用结算。这种“全职-兼职”“独家-多平台”的分化，使得用工关系的边界愈发模糊。

（二）传统劳动关系与新型合作关系的交织

传统劳动关系以“从属性”为核心特征，即劳动者在人格、经济、组织层面需服从用人单位的管理。例如，企业员工需遵守考勤制度、接受工作指令、依赖固定工资收入，并成为企业组织体系的一部分。而网络主播的用工关系中，这种“从属性”呈现出不完全、非典型的特点。

一方面，部分主播与平台或经纪公司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管理控制”。例如，平台会通过“直播规范”约束内容尺度，经纪公司会安排主播参与培训或商业活动，甚至对直播的妆发、话术提出具体要求。这种管理超出了一般民事合作中“结果导向”的范畴，更接近劳动关系中的“过程管理”。另一方面，主播的收入结构多以“分成制”为主，收入高低直接与直播效果挂钩，且部分主播需自行承担设备购置、场地租赁等成本，经济独立性较强。这种“风险共担”的特征又与传统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承担经营风险”的属性相冲突。

这种交织状态导致实践中主播的用工关系难以简单归类为“劳动关系”或“民事合作关系”，进而引发权益保障的困境——若被认定为劳动关系，主播可享受社保、工伤等法定权益；若被认定为民事合作关系，则需自行承担经营风险，权益保障更多依赖合同约定。

二、用工关系认定的核心难点与法律争议

用工关系的认定是解决主播权益问题的前提。当前，司法实践中对主播用工关系的判断主要依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重点考察“从属性”标准。但受限于直播行业的特殊性，这一标准在适用时面临多重挑战。

（一）从“从属性”标准看认定困境

“从属性”是劳动关系认定的核心要件，具体包括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三个维度。在主播用工关系中，这三个维度的判断往往存在争议。

人格从属性方面，关键在于平台或经纪公司是否对主播进行“实质性管理”。例如，某主播与经纪公司签订的协议中约定“每日至少直播4小时”“不得在其他平台开播”，这种对劳动过程的约束被法院认定为“具有人格从属性”；但如果仅约定“每月完成10场直播即可”，则可能被视为对结果的要求，不构成实质性管理。实践中，多数主播协议会混合“弹性要求”与“底线约束”，导致法院难以明确界定管理的“度”。

经济从属性方面，主要看主播是否依赖单一主体获取主要收入。若主播的收入90%以上来自某平台的分成，且无其他稳定收入来源，通常会被认定为具有经济从属性；反之，若主播同时在多个平台直播，收入来源分散，则可能被视为独立经营者。但现实中，许多主播虽与某平台或机构合作，却因行业竞争压力不得不“隐性跨平台”，进一步模糊了经济从属性的判断。

组织从属性方面，重点考察主播是否被纳入用工主体的组织体系。例如，平台为主播提供工号、内部系统账号，安排专门的运营人员对接，或要求主播参与团队会议，这些行为可能被认定为“组织从属性”；而若主播仅通过第三方平台接单，与用工主体无固定联系，则难以认定。但直播行业的“轻资产”特性，使得许多用工主体并未建立严格的组织架构，组织从属性的表现往往不明显。

（二）典型案例中的争议焦点

司法实践中，主播与平台/经纪公司的纠纷多围绕“是否构成劳动关系”展开，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类情形：

其一，“保底+提成”的报酬结构是否等同于工资。部分主播协议约定“每月保底5000元+打赏分成20%”，平台主张保底是“合作激励”而非工资，而主播认为这是劳动关系中的固定报酬。法院在审理时会结合其他因素综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