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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沉船沉物打捞清除制度：体系剖析与责任主体精准界定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海洋运输作为国际贸易的主要载体，其重要性愈发显著。据统计，全球90%以上的货物贸易通过海运完成，每年有大量船舶穿梭于世界各地的海域。在过去几十年间，全球海运货物量持续稳步增长，从20世纪70年代的几十亿吨，到如今已突破百亿吨大关，众多巨型油轮、集装箱船频繁航行。然而，海上运输环境复杂多变，受恶劣天气、船舶故障、人为操作失误等固有风险影响，沉船沉物事故频繁发生。仅在2022年，全球范围内公开报道的沉船事故就达数百起。

沉船沉物的存在对海上交通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它们可能成为航行障碍物，阻碍航道的正常通行，导致船舶碰撞、搁浅等二次事故的发生。在一些狭窄的航道或繁忙的港口区域，如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等，一旦出现沉船沉物，极易造成航道堵塞，使大量船舶滞留，给航运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据相关数据显示，2021年苏伊士运河因一艘巨型集装箱船搁浅堵塞，导致全球贸易每天损失高达数亿美元，众多船舶不得不绕行，增加了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此外，沉船沉物还可能影响助航设施的正常运行，干扰船舶的导航和通信，进一步降低了海上航行的安全性。

在海洋生态环境方面，沉船沉物同样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许多船舶装载着大量的燃油、润滑油以及各类有毒有害物质，一旦沉没，这些物质可能会泄漏到海洋中，对海洋生物的生存环境造成严重污染。以2010年发生的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为例，英国石油公司的钻井平台爆炸沉没，导致大量原油泄漏，对墨西哥湾的生态系统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无数海洋生物死亡，渔业和旅游业遭受重创，生态环境的恢复需要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同时，沉船沉物还可能破坏海底的生态平衡，影响海洋生物的栖息地和繁殖地，导致生物多样性的减少。

在此背景下，对沉船沉物打捞清除制度及责任主体确定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保障海上安全角度来看，明确的打捞清除制度和责任主体能够确保沉船沉物及时被清理，减少对航道的阻碍和二次事故发生的风险，保障船舶航行安全。从完善法律制度层面而言，当前国内外在这方面的立法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深入研究有助于填补法律空白，解决法律规定原则性、笼统性带来的实践难题，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系统完善的法律体系，为海事执法和司法实践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通过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和责任关系，也有利于减少纠纷和争议，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促进海洋运输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沉船沉物打捞清除制度和责任主体确定的研究起步较早，美国、英国、日本等海洋强国凭借先进的科技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沉船打捞技术与安全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美国海岸警卫队（USCG）通过长期的数据收集与分析，建立了完善的沉船事故数据库，涵盖了事故原因、沉船位置、船舶类型等多维度信息，为打捞作业提供了详实的数据支持。他们利用先进的声呐探测、水下机器人等技术，实现了对沉船的精准定位与状态评估，大大提高了打捞作业的安全性与效率。英国的一些研究机构则专注于打捞过程中的力学分析，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模拟沉船在起吊过程中的受力情况，优化打捞工艺参数，降低了打捞过程中沉船断裂、倾覆等风险。在法律制度研究方面，国际上在1996-2007年间，国际海事组织和国际海事委员会共同研究制定统一的沉船沉物打捞清除的国际公约，于2007年通过了《2007年内罗毕国际船舶残骸清除公约》，对残骸清除责任主体、赔偿责任限制等内容进行了规范，为各国相关立法提供了重要参考。

国内在沉船沉物打捞清除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研究，针对不同类型的沉船和复杂的海洋环境，研发了多种实用的打捞技术，如浮筒打捞法、浮吊船打捞法、双驳抬撬打捞法等，并不断优化这些技术的操作流程和安全保障措施。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也积极参与到沉船打捞研究中，如上海交通大学水下工程研究所研制的世界上第一台深海“水下导向攻泥器”“深鳗I”，提高了我国在深水大型船只打捞方面的技术水平和作业安全性。在法律制度方面，我国涉及沉船沉物打捞清除的法律主要有《海上交通安全法》《内河安全管理条例》《打捞沉船管理办法》《沉船沉物打捞单位资质管理规定》以及交通部委托海事局起草的《沉船沉物打捞清除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等。但这些法规存在系统性、覆盖性、严密性不足的问题，在打捞清除费用、责任主体等具体问题上规定较为原则和笼统，难以满足实践需求。

尽管国内外在沉船沉物打捞清除制度和责任主体确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现有研究在打捞清除技术与法律制度的融合方面不够深入，未能充分考虑技术发展对法律制度的影响以及法律制度对技术应用的规范和引导作用；对于一些新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