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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诫子书》《孙权劝学》对比分析

引言

中华典籍，浩如烟海，其中劝学名篇，代代传诵，启迪后人。三国时期诸葛亮的《诫子书》与北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中收录的《孙权劝学》，皆是劝勉学习之佳作。前者为武侯临终前对其子诸葛瞻的殷殷教诲，言辞恳切，寄寓深远；后者则记载了吴主孙权劝导大将吕蒙学习，终使其学识大增的典故。二文虽同为劝学，却因作者身份、劝勉对象、时代背景之异，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与侧重。本文试从其写作背景、劝勉内容、表达方式及实际效用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以期更深入地理解两篇古文的精髓，并汲取其对当代学习的启示。

一、写作背景与劝勉对象之异

《诫子书》的作者诸葛亮，乃蜀汉丞相，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篇作于其晚年，北伐中原前夕，是他留给儿子诸葛瞻的最后训诫。此时的诸葛亮，深知人生无常，霸业难期，故将毕生修身治学、为人处世的经验浓缩于此，冀望儿子能承继家风，砥砺品行，成为有用之才。其劝勉对象为亲子，故而文中满溢舐犊之情与临终托孤般的沉重期许，基调深沉而肃穆。

《孙权劝学》的背景则是东吴内部的一次君臣对话。孙权，一方霸主，雄才大略；吕蒙，勇冠三军之将，然“少不修书”，文化素养相对欠缺。孙权作为君主，出于治国安邦、提升属下能力的考量，主动劝导吕蒙学习。此篇的劝勉对象为臣下，孙权虽有君主的身份，但劝勉过程更显循循善诱，带有一定的引导性与期许性，而非强制性命令。其背景相对轻松，更似一次成功的教育实践案例。

二、核心劝勉内容与侧重点之别

（一）《诫子书》：修身立德，宁静致远

诸葛亮的劝勉，核心在于“修身”与“治学”的统一，且以“修身”为根本。开篇“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即点明君子立身之本在于“静”与“俭”。“静”是内心的澄澈安宁，是治学的前提——“学须静也，才须学也”；“俭”是生活的简朴节制，是品德养成的基础。他强调“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将个人的志向、眼界与内心的修养紧密相连。

对于学习，诸葛亮更侧重其对于个人品德完善和才能提升的内在驱动作用。“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学习的目的在于“广才”，而“成学”又需“志”的支撑。这里的“学”，更多指向系统的、深入的研习，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士大夫理想的体现。文末“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则以时光易逝、蹉跎自误的警示作结，充满了深沉的父爱与人生紧迫感。

（二）《孙权劝学》：开卷有益，学以致用

孙权的劝勉，则更具实用性和针对性。面对吕蒙“军中多务”的托辞，孙权首先以自身为例：“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他明确指出，学习的目的并非要吕蒙成为皓首穷经的学者（“治经为博士邪”的反问），而是“涉猎”以“见往事”，即通过广泛阅读了解历史，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孙权的劝学，强调的是学习对于提升实际能力、更好地履行职责的外在效用。“涉猎”二字，点出了学习的范围与方式——不求精深，但求广博，目的在于开阔眼界，增长见识。这种学习导向，与吕蒙作为军事将领的身份是相契合的，即为了更好地“掌军权，理庶政”。其劝勉更直接、更具操作性，核心在于“开卷有益”，强调学习的即时效果和实际应用价值。

三、劝勉方式与语言风格之殊

（一）《诫子书》：谆谆教诲，言简意赅

《诫子书》作为家训，其劝勉方式是父亲对儿子的谆谆教诲，语气庄重而恳切。诸葛亮将毕生感悟凝聚于短短八十六字之中，字字珠玑，多用对偶、排比，句式整齐，音韵和谐，富有哲理意味和警示作用。如“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皆为格言警句，易于记诵，引人深思。其语言风格是典雅凝练，深沉蕴藉，充满了儒家知识分子的道德情怀与人生智慧。

（二）《孙权劝学》：循循善诱，质朴生动

《孙权劝学》则采用对话体，通过人物之间的直接交流来展现劝勉过程。孙权的语气，既有君主的身份带来的一定权威性（“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又不失循循善诱的耐心。他没有居高临下地训斥，而是先打消吕蒙的顾虑（“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再提出具体要求（“但当涉猎，见往事耳”），最后以自身经验佐证（“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

其语言风格质朴自然，生动传神。吕蒙从“辞以军中多务”到“乃始就学”的转变，以及鲁肃“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的赞叹，都使得整个劝勉过程富有情节性和说服力。这种通过事实（吕蒙学习后的显著变化）来印证劝学效果的方式，比单纯的说教更具感染力。

四、共同价值与当代启示

尽管两篇文章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但它们都深刻揭示了学习的重要性，并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劝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诫子书》强调的“静”、“俭”、“志”、“学”，对于今人涵养心性、锤炼品格、树立远大志向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在浮躁的当下，“非淡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