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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市场中的道德风险：理论基础与制度特征

曾欣

(上海期货交易所研发部上海200122)

摘要：追溯了道德风险的道德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传统基础，指出道德风险的哲学根源在于道德本身的功利性；回顾了当代经济学对道德风险的解释，提出道德风险的治理办法。

关键词：道德风险；道德的功利性；理性经济人；代理理论

道德风险（MoralhazardMoralhazard还可译为道德危险，国内也有人译为败德行为，不过多数文章都译为道德风险。）一般指代理人在签约后隐藏行动的自利行为，与逆向选择（Adverseselection）、信号传递（

Moralhazard还可译为道德危险，国内也有人译为败德行为，不过多数文章都译为道德风险。

中国证券市场出现的各种问题，越来越超出简单的“错”或“对”标准，游走在法律和契约边缘的行为越来越多，违规、违法和违反道德标准的界限变得非常模糊，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们在竭力解决的一些问题，也越来越难以找到一个简单的答案。证券市场的道德风险行为也是一个类似的边缘课题：一方面根源于道德本身的功利性，我们要从道德哲学那里寻找到伦理学的起源，另一方面，经济学本身所蕴涵的道德判断也可以为其提供解说。本文的逻辑线索是先从经济学的哲学传统中去探寻道德以及道德风险问题，然后进入现代经济学领域，用信息范式替代古典范式分析道德风险，在此基础上归纳中国证券市场道德风险的三大制度特征。

第一节道德风险的社会科学基础

一、道德的功利性与道德风险

道德（moral“道德”（moral）与“伦理”（ethics）常被用作同义词。这对同义词具有清楚的词源根据：“伦理”源自希腊文的ethos一词，“道德”源自拉丁文的“mores”一词，两个词所表示的都是“习惯”或“风俗”的意思。）一词的意义既和“非道德”（nonmoral）一词的意义相对立，意思是“属于道德范畴的”；也和“不道德”（immoral）一词的意义相对立，意思是“有道德的”或者“合乎道德的”。道德这个表面上与功利相对立的品质，却有着深刻的功利性起源，换句话讲，道德风险的哲学根源在于道德本身的功利性

“道德”（moral）与“伦理”（ethics）常被用作同义词。这对同义词具有清楚的词源根据：“伦理”源自希腊文的ethos一词，“道德”源自拉丁文的“mores”一词，两个词所表示的都是“习惯”或“风俗”的意思。

中国的道德哲学里面义利之辨始终是一个核心主题，自传统到现代，都被认为是儒学的核心哲理之一，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承接发展，有“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之说。后来，汉儒董仲舒更将义利之辨明确地转化成以下的名句：“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汉书．董仲舒传》）。

孔、孟的义利之辨，并非说在讲道德原则时要排斥利益，而是以义为先，以利为后，因此，儒家讲的道德原则，是有先后顺序的。据学者考证，汉语中的“经济学”一词也是经义之学和利益之学的合称。虽然moralhazard一词常见于西方保险史说中，但在中国道德哲学体系中，凡以利为先，以义为后的部分行为可以归为道德风险行为。中国儒家道德哲学的基本方向与西方义务论(deontology)的观点是相一致的，后者的主张以道德行为（义务）本身作为道德的最高原则，而不是以道德行为以外的其它事物（后果）为道德的最高原则。

远溯古希腊、罗马以及欧洲中世纪寺院教会的经济思想，道德和利益之取舍也是长盛不衰的主题。亚里士多德提出，市场有两种对立的行为，即经济行为和道德行为。在物物交换中，作为交换的中介物——货币，有着两种对立的形式和趋势:一方面，货币的作用在取得了所需的货物以满足需要之后就终结了；另一方面，货币又以资本的形式出现，引导人们追求无限度的欲望，导致市场一系列伦理问题的发生。伊壁鸠鲁则提出“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的原则，为以后的亚当·斯密及古典经济学奠定了个人主义的假定基础。代理人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行为从个人效用出发，最终目的也是得到快乐。

在伦理学说史上，唯心主义伦理学认为，理性抑制、战胜感性是道德的本质特征所在。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万恶之渊源，理性只有抑制、战胜感性才能呼唤道德回归。唯心主义者康德曾说过：“德性之所以有那样大的价值，只是因为客观存在招来那么大的牺牲，而不是因为它带来任何利益”。康德将道德原则区分开为两大类：假然律令(hypotheticalimperative)与定然律令(categoricalimperative)，前者是有条件的道德原则，因为以行为的结果（幸福）作为道德的标准；后者则是无条件的，因为以行为本身（道德义务）作为道德的标准。康德以为，前者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