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节日“春节”的“压岁钱”习俗演变.docxVIP

传统节日“春节”的“压岁钱”习俗演变

引言

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承载着数千年的文化记忆，而“压岁钱”则是其中最具温情与传承意味的习俗之一。从孩童接过长辈手中铜钱时的雀跃，到如今手机屏幕上弹出的电子红包，压岁钱的形式历经千年变迁，却始终如一条柔韧的文化纽带，连接着代际情感，传递着对新生的祝福。它不仅是物质财富的象征，更是民俗信仰的载体、社会变迁的缩影。本文将沿着历史的脉络，从起源雏形到当代转型，深入探讨这一习俗的演变轨迹，揭示其背后的文化密码。

一、起源与雏形：从“压祟”信仰到民俗符号的萌芽

（一）早期“厌胜钱”：驱邪避祸的原始功能

压岁钱的起源可追溯至汉代的“厌胜钱”。所谓“厌胜”，意为“以咒诅制胜”，是古人通过特定器物祈求消灾避祸的民间信仰。此时的厌胜钱并非流通货币，而是由铜、玉等材质制成的特殊钱币，正面多铸有“长命百岁”“吉祥如意”等吉语，背面则刻有星斗、龙凤、龟蛇等祥瑞图案。据《汉旧仪》记载，汉代宫廷在岁末会铸造此类钱币，作为皇室成员的“压胜之物”，其核心功能是“驱邪祟、保平安”。

这种信仰源于古人对“年”的原始恐惧。传说中“年”是一种在除夕夜出没的凶兽，专噬孩童；另有说法称“祟”是一种黑身白手的小妖，摸过孩童额头便会使其高烧不退。为抵御这些“邪祟”，长辈会在孩子枕边放置钱币，借金属的刚正之气与吉语的祈福之力形成“防护”。此时的钱币虽未明确称为“压岁钱”，却已具备“压祟”的核心寓意，成为习俗的最早雏形。

（二）唐代“春日散钱”：节日仪式的初步定型

唐代是民俗文化的繁荣期，压岁钱的形态在此阶段发生重要转变。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压祟”的原始功能逐渐与节日的欢乐氛围融合，演变为更具仪式感的“春日散钱”。据《唐摭言》记载，宫廷在立春日会向大臣、百姓赏赐“春钱”，钱上多铸“开元通宝”等字样，民间则效仿此俗，在春节期间向孩童分发钱币，取“春日迎新、钱禄丰足”之意。

这一时期的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时间从“除夕守祟”扩展至整个春节期间，成为贯穿节日的仪式；二是参与群体从“护幼”扩展至“尊长”，不仅长辈给晚辈，平辈间也会互赠，形成初步的“贺岁”内涵。例如《东京梦华录》中提到，唐代长安街头在春节时“小儿绕街呼，长者散钱笑”，可见其已从私密的家庭行为演变为公共的节日景观。

二、古代的演变：从实用货币到文化载体的深化

（一）宋代“随年钱”：民俗与经济的双重推动

宋代是压岁钱习俗的重要定型期，“随年钱”的称呼首次出现，其功能与形式进一步细化。这一变化与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密不可分——铜钱的广泛流通、纸币“交子”的出现，使货币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也为压岁钱的普及提供了物质基础。

据《梦粱录》记载，宋代春节“自入此月（腊月），街市有卖锡打春幡、春胜，以备元旦悬于门首，或赠亲友。小儿女则置压岁钱于枕，曰‘随年钱’”。此时的“随年钱”已明确与“年岁更迭”关联，长辈会根据孩子的年龄准备相应数量的铜钱（如五岁给五文），取“岁岁平安”之意。同时，钱的包装方式开始讲究：用红绳穿成串，既取“红火”之意，又方便孩童悬挂或随身携带。这种“红绳穿钱”的形式延续数百年，成为明清时期压岁钱的典型形象。

（二）明清“压岁钱”：仪式感与伦理的强化

明清时期，“压岁钱”一词正式固定，并形成了更完整的仪式体系。这与儒家伦理的深化密切相关——春节作为家族团聚的核心时刻，压岁钱被赋予“尊长爱幼”的伦理意义，成为强化家族纽带的重要载体。

从形式上看，明清压岁钱的材质更加多样：除铜钱外，富贵人家会用银锞（小银锭）、金叶子，普通家庭则用方孔铜钱；包装上，红绳逐渐被“红封袋”替代（早期为手工缝制的红布包，后演变为纸质红包），封袋上常写“长命百岁”“学业进步”等祝福语，使祝福更具象化。《燕京岁时记》中详细记载了清代北京的压岁钱习俗：“以彩绳穿钱，编作龙形，置于床脚，谓之压岁钱。尊长之赐小儿者，亦谓压岁钱。”可见此时的压岁钱已形成“床脚置钱”（驱邪）与“当面赐钱”（传情）两种仪式，前者保留了原始信仰，后者则强化了代际互动。

从寓意上看，明清压岁钱的“驱邪”功能逐渐弱化，“祈福”内涵日益突出。长辈在递钱时会说“拿着压压岁，一年都顺顺当当”，这里的“压”不再是“镇压邪祟”，而是“压住岁月的波折”，传递对孩子健康成长、学业有成的期待。这种转变反映了古人对生活态度的变化——从被动抵御灾祸，转向主动祈愿美好。

三、近现代的转型：从实物货币到多元表达的创新

（一）民国时期：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交融

民国时期是社会剧烈变革的阶段，压岁钱的演变也呈现“传统底色+现代元素”的特征。一方面，传统习俗在民间依然深厚：据民俗学者调查，当时北方农村仍保留“红绳穿钱”的习惯，钱数多为“百文”（取“长命百岁”）或“八文”（取“发财”谐音）；另一方面，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与纸币的普及，压岁钱的形式开始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