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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法》平台“二选一”的垄断认定

引言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平台经济已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从电商购物到本地生活服务，各类平台通过连接供需双方，重构了传统商业生态。然而，随着平台市场集中度的提升，部分头部平台为巩固市场地位，要求合作商家“只能在本平台经营，不得入驻其他竞争平台”的“二选一”行为逐渐显现。这种行为表面是平台与商家的合作约定，实则可能涉及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风险。如何依据《反垄断法》对平台“二选一”行为进行准确认定，既是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关键，也是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核心命题。本文将围绕“二选一”行为的界定、竞争损害、法律认定框架及实践难点展开分析，以期为相关执法与司法提供参考。

一、平台“二选一”行为的基本界定

要准确认定“二选一”是否构成垄断，首先需明确其内涵与表现形式。平台“二选一”并非法律术语，而是对平台要求商家“独家合作”行为的通俗描述。具体而言，是指具有一定市场影响力的平台经营者，通过协议约定、流量限制、数据屏蔽、扣除保证金等方式，强制或变相强制交易相对人（主要是入驻商家）只能与其进行交易，不得与其他竞争平台开展类似合作的行为。

（一）典型表现形式

平台“二选一”的手段随着监管环境与技术发展不断演变，常见形式包括：其一，直接协议约束，即平台与商家签订“独家合作协议”，明确约定商家不得在其他平台开设店铺或参与促销活动，否则需承担高额违约金；其二，隐性限制，如平台通过调整搜索排名、减少流量推送、限制促销资源投放等方式，对未遵守“二选一”要求的商家进行“惩罚”，迫使商家主动放弃其他平台；其三，数据与技术壁垒，部分平台利用掌握的商家交易数据、用户行为数据，对跨平台经营的商家进行精准识别，并通过技术手段限制其在其他平台的运营效率，例如限制商品同步更新、阻断支付接口等。

（二）行为特征分析

相较于传统行业的垄断行为，平台“二选一”具有鲜明的数字经济特性。首先，双边市场属性突出。平台连接着商家与消费者两端，对商家的“二选一”限制不仅影响商家的经营自由，还可能通过减少消费者的选择范围，间接损害消费者福利；其次，数据驱动性强。平台通过分析商家的销售数据、用户流量等信息，能够更精准地判断“二选一”的实施效果，并动态调整限制手段；最后，隐蔽性增强。早期“二选一”多表现为公开的协议约束，而当前更多通过技术手段或“暗示性”规则实现，例如在平台规则中模糊表述“优先合作”条件，实际执行时对未达标商家进行隐性限制，给行为认定带来挑战。

二、平台“二选一”行为的竞争损害

平台“二选一”行为表面是企业间的商业博弈，实则可能对市场竞争秩序、创新环境及消费者利益造成多维度损害。只有清晰认识这些损害，才能理解反垄断法规制的必要性。

（一）抑制市场竞争活力

平台“二选一”直接限制了商家的自主选择权。对中小商家而言，头部平台往往掌握着大量用户流量，若不接受“二选一”要求，可能面临流量锐减、销量下滑的风险；若接受，则不得不放弃其他平台的潜在客户，经营空间被压缩。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实质上剥夺了商家通过跨平台经营扩大市场覆盖的机会，导致市场竞争从“平台间的公平竞争”异化为“平台对商家的强制绑定”。此外，对于新兴平台而言，“二选一”相当于为其设置了“商家准入壁垒”——若无法吸引足够数量的商家入驻，新兴平台难以形成规模效应，更难以与头部平台竞争，最终可能导致市场“一家独大”的局面，抑制整个行业的创新动力。

（二）损害消费者福利

消费者的选择权与平台的商品丰富度直接相关。当平台通过“二选一”限制商家跨平台经营时，消费者在不同平台能接触到的商品种类可能减少。例如，某类商品的品牌商家若被强制只能在A平台销售，那么使用B平台的消费者将无法购买该商品，只能转向A平台，这不仅降低了消费者的购物便利性，还可能因平台缺乏竞争而导致商品价格上升。此外，平台通过“二选一”巩固市场地位后，可能减少在服务质量、技术创新上的投入，最终损害消费者的长期利益。

（三）破坏公平交易秩序

从商业伦理角度看，“二选一”违背了自愿、平等的交易原则。商家与平台本应基于契约自由开展合作，但“二选一”通过强制手段将这种合作关系变为“依附关系”。尤其对于中小商家而言，其在与头部平台的谈判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难以对“二选一”条款提出异议。这种不对等的交易关系，不仅破坏了市场主体间的平等地位，还可能引发“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效应——某些平台可能更倾向于通过强制手段争夺商家，而非通过提升服务、降低佣金等正当方式竞争，最终损害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三、《反垄断法》对平台“二选一”的认定框架

我国《反垄断法》及配套规则为认定平台“二选一”是否构成垄断提供了法律依据。结合法律条文与执法实践，认定过程需重点关注“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三个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