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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融合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与乡村社会再组织化

——以浙江省诸暨市乡村治理实践为例

杨焕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经历了去组织化过程，但乡村社会低度组织化特征愈加明显，其给乡村社

会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难题和挑战。诞生在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的“枫桥经验”，其基本经验和内涵本身就包

含着通过组织动员村社群众、整合乡村社会开展社会治理的逻辑理念，对于破解我国当前乡村社会低组织

化难题具有重要现实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各地根据新的时代特征和治理要求不断坚持和发展“枫桥

经验”，将“枫桥经验”升级为新时代“枫桥经验”。浙江省诸暨市各地根据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基本理念和精

神，不断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做法、新经验，着力推进乡村振兴和乡村社会治理实践。浙江省诸暨市运用

新时代“枫桥经验”开展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践，虽然并没有围绕乡村社会再组织化这一目标展开，但其整个

治理过程实际上不断提升了乡村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其实践探索表明新时代“枫桥经验”对于推动乡村社会

再组织化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一、乡村社会再组织化的三个维度

［1］

组织化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任何社会都是组织化的社会。同时，人类社会的历史也是一个不断进

行组织重构的历史，为了应对环境的变化，人类社会总会对不适应时代和环境的组织方式进行重构，或者因

［2］

为新的目标而建立新的组织，这个过程正是“再组织化”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依托自上而下的政治

权力构建的高度组织化系统被打破，整个社会进入“去组织化”阶段。在农村，随着人民公社解体、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在生产领域进入个体化生产模式，而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乡村政权呈现出“悬浮

［3］

化”特征，再加上农村人口“空心化”日益严重，农村社会低度组织化现象突出。农村的低度组织化状态给乡

村社会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治理成本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乡村自我整合能力弱化，乡村经济

［4］

抗风险能力不足等。因此，我国亟须探索一条实现乡村社会再组织化的方式和路径。

乡村社会再组织化，是通过一定方式和手段对乡村社会进行重新组织和整合，将乡村社会整合为生产、

生活和治理的共同体，从而实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过程。根据国内相关研究，当前我国乡村社会低度组织

化状态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即政权悬浮化、经济分散化和文化碎片化，乡村社会再组织

化的内容主要对应这三个维度而展开。

其一，随着人民公社解体，村社一体的政权结构被打破，乡村政权对村民的号召力和动员能力大大减

弱。在农业税取消之前，乡村政权尚能通过征收税费而与村民产生必要联系，而在农业税费取消之后，乡村

［5］

政权与村民之间联系极大弱化，因此破解乡村低度组织化问题需要重塑乡村政权。其二，人民公社解体之

后乡村生产方式变成以户为单位分散经营，村民之间不存在必要的经济联系和合作分工，乡村经济组织的

组织化基础不复存在。个体化小农经济必然诞生低度组织化形态，要想将乡村社会组织起来，最根本的渠道

［6］

是构建新的经济形态。其三，在新中国成立前，我国乡村社会一直遵循着一套宗法伦理秩序，并且成为维系

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精神纽带。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和制度改造，革命叙事、阶级叙事和

政治文化等新型文化形态取而代之，成为主导乡村社会的文化。但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市场化的发展，多种

现代社会思潮涌入乡村，对传统乡村社会文化产生剧烈冲击，传统乡村文化的凝聚力也日益衰弱。乡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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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行政2025年第3期

的组织化离不开文化和精神力量的维系作用，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