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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钱罪认定（上游犯罪）及案例

引言

洗钱行为如同经济领域的“下水道”，将非法资金的“赃污”层层漂洗，掩盖其非法来源，不仅破坏金融秩序，更让上游犯罪的“黑钱”得以“合法化”流通，助长犯罪链条的持续运转。我国《刑法》第191条明确规定了洗钱罪，其核心特征是“为掩饰、隐瞒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而实施特定行为。理解洗钱罪的关键，在于厘清其与“上游犯罪”的共生关系——没有上游犯罪的“黑钱”，就没有洗钱行为的“漂洗”需求；而洗钱行为的存在，又为上游犯罪提供了资金存续的土壤。本文将围绕洗钱罪认定中“上游犯罪”的法定范围、司法认定难点，结合典型案例展开分析，揭示洗钱罪与上游犯罪的深层关联。

一、洗钱罪与上游犯罪的基础理论

（一）洗钱罪的立法逻辑与核心特征

洗钱罪的立法初衷，是切断犯罪收益的“变现渠道”，从经济层面遏制上游犯罪的滋生。根据我国《刑法》第191条，洗钱罪是指为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以下统称“七类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而实施提供资金账户、协助转换财产形式、通过转账或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等行为。其核心特征可概括为“双重掩饰”：既掩饰资金的非法来源（即“钱从哪里来”），又隐瞒资金的非法性质（即“钱是什么性质”）。

（二）上游犯罪的法定范围与扩张逻辑

我国刑法对上游犯罪的范围采取“列举+兜底”的立法模式。早期《刑法》仅规定了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三类上游犯罪；随着犯罪形态演变，2001年《刑法修正案（三）》增加了恐怖活动犯罪；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进一步扩大至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形成当前的“七类上游犯罪”。这种扩张逻辑源于实践需求：一方面，贪污贿赂、金融诈骗等犯罪的涉案金额巨大，其资金“漂白”需求更迫切；另一方面，恐怖活动犯罪的资金链隐蔽性强，需通过反洗钱措施切断其经济支撑。

需要注意的是，上游犯罪的“成立”并不要求上游犯罪人已被定罪量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洗钱解释》），只要上游犯罪事实成立（如上游犯罪嫌疑人被立案侦查、被提起公诉），即使因行为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等原因未被追究，也不影响洗钱罪的认定。这一规定避免了洗钱罪认定对上游犯罪刑事判决的绝对依赖，更符合司法实践需求。

二、洗钱罪认定中的关键问题——以上游犯罪为视角

（一）“明知”要件的司法判断：如何证明对上游犯罪的认知

洗钱罪的主观要件要求行为人“明知”是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但“明知”是主观心理状态，需通过客观行为推定。司法实践中，通常从以下方面综合判断：

其一，资金来源的异常性。例如，行为人接收的资金与对方职业、收入明显不符（如无固定职业者频繁转入大额资金），或资金流转路径复杂（通过多个账户“过账”），可推定其应知资金非法。

其二，行为方式的隐蔽性。如要求对方使用现金交易、拒绝留下转账记录，或刻意选择监管薄弱的金融机构操作，均反映其对资金非法性的认知。

其三，行为人的职业背景。若行为人是金融从业者、财务人员等，具备专业知识，对资金异常的敏感度更高，其“应知”的证明标准可适当降低。

例如，在某地下钱庄洗钱案中，行为人张某长期为他人“兑换外汇”，其账户每日接收来自不同地区的多笔小额转账（累计数百万元），且转账备注均为“货款”，但张某从未核实过交易真实性。法院最终认定，张某作为从事资金兑换业务多年的人员，应当明知这些“货款”实为电信诈骗（属金融诈骗犯罪，上游犯罪）所得，故构成洗钱罪。

（二）行为方式的认定：“掩饰、隐瞒”的实质判断

洗钱罪的客观行为包括提供资金账户、协助转换财产形式、跨境转移资产等五类。但司法实践中，行为方式往往更复杂，需抓住“掩饰、隐瞒”的实质——即通过一定手段使资金来源和性质难以被追溯。例如，将毒品犯罪所得用于购买名画、珠宝等贵重物品，表面是“投资”，实质是将“现金”转换为“实物”，掩盖其非法来源；再如，通过虚构交易合同将贪污所得“包装”为企业合法收入，亦是典型的掩饰行为。

需要区分的是，若行为人的行为仅为上游犯罪提供帮助（如为毒品犯罪提供运输资金的账户），则可能构成上游犯罪的共犯，而非洗钱罪。关键在于行为时间：若在上游犯罪实施过程中提供帮助（如毒贩贩卖毒品时即让行为人保管资金），属共犯；若上游犯罪已既遂（毒贩已获得毒资后，行为人才协助转移），则属洗钱罪。

（三）上游犯罪与洗钱罪的“依附关系”：从“一对一”到“多对一”

传统洗钱行为多为“一对一”模式，即针对某一类上游犯罪的资金进行清洗（如仅清洗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所得）。但随着犯罪手段升级，实践中出现“多对一”洗钱——同一笔资金可能同时涉及多类上游犯罪（如贪污所得与走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