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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术印刷术影响

人类保存和传递思想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关于“载体”与“复制”的历史。在纸张和印刷术出现之前，任何一种观念要流传下去，都必须以极不成比例的物质代价作为支撑。古埃及的莎草纸只能在尼罗河畔生长，欧洲的羊皮纸需要宰杀数百只动物才能装订一部书；而在中国，先秦至汉代的竹简使智者“汗牛充栋”，一部《周易》需要抄在几十斤竹片上。文字与重量的捆绑，使知识天然地属于少数人：那些拥有库房、奴隶和闲暇的贵族、祭司与官僚。知识被刻写在石头和金属上时，它更多是权力的纪念碑而非思想的传递工具；当知识被手工抄写在纸卷上时，它仍然是奢侈品。真正让知识从幽暗的密室走向广场的，是两场紧密相连的媒介革命：造纸术以其纤维的柔韧和廉价，解除了知识的重量；印刷术以其复制的速度和精度，解除了知识的孤本状态。二者相加，不仅改变了书写的物质外壳，更重新校准了文明的时间表。

先看造纸术。公元105年，东汉宦官蔡伦向汉和帝呈上改进后的植物纤维纸，但考古发现早于蔡伦的古代麻纸已经存在。蔡伦的贡献在于把这项技术标准化、规模化，使其成为一种可行的产业。纸张的原料可以是树皮、破布、渔网、麻头，几乎随处可得；制作流程也远比砑光、鞣制和削薄羊皮简单。一张纸可以折叠、装订、裁剪，也可以承受墨水的浸润而保持结构完整。与竹简相比，同样内容用纸书写，重量只有原来的几十分之一，体积大幅缩小，运输和保存都很便利。与帛书相比，纸的价格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