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尝房龙的人文主义盛宴.doc

在美国作家中，像通俗历史作家房龙那样能使其名字在几代中国读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很多。　　中国出版界对房龙作品的译介始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当时房龙已因《人类的故事》而一举成名。而最早房龙作品的中文译本也正是《人类的故事》。商务印书馆于１９２５年出版了沈性仁女士的译本，分上下两册。曹家仁认定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即是房龙，而他读的正是沈女士的这个译本。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３３年间《文明的开端》一书以《古代的人》、《远古的人类》等为名至少出版了４种译本。其中林微音的译本颇受关注，该书由郁达夫作序，开明书店１９２７年出版。郁达夫在序中盛赞房龙的写作手法。《奇迹与人》的译本由黎明书局于１９２９年出版，书名叫《万能的人类》，伍况甫译。《人类的家园》（即《房龙地理》）１９３２年刚在美国成为畅销书，次年国内就出现了３个中文译本，其中有傅东华译的《我们的世界》（新生命书局版）及陈瘦石、胡淀咸译的《房龙世界地理》（世界出版合作社版），徐懋庸当时写的杂感中称自己将傅的译本是当作小说读的。后来因中国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对房龙的热情自然也就降到冰点。虽说《艺术》一书在美国再度畅销，但照施蛰存先生的说法，当时“中外消息不通，故无从见到”。直到１９３９年，世界书局从总厂的废墟里找出先前未及印刷的《圣经的故事》的纸样，为房龙的这部旧作出版了中文译本，译者是谢炳文。值得注意的是该译本正文前刊有一封房龙写于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３０日的给译者的回信（影印件和译文），这可能也是老房龙惟一的一次直接面对中国读者。　　在这封信中，房龙回答了“为什么写作”的问题。他说：“主要是因为我痛恨虚度时光和徒劳无益的暴虐，由于这两种令人不快的品性都产生于愚昧无知，我便试着写书给普通男女读者和孩子们，他们会从中学到有关他们所身处的世界的历史、地理和艺术方面的知识。”他还希望中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留意书中谈及“宽容” 的部分（“宽容”是贯穿房龙一生著述的重要观念），因为“上帝知道，在如今的世界上对它（宽容）的需要超过了其他的一切”，而“最近两年的各种消息不足于表明理性、常识和彼此容忍的精神取得了胜利”。当时的欧洲正处于法西斯的威胁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迫在眉睫，房龙不免对自己的使命能否完成产生了怀疑。他在信中“到底我做到了没有呢”一句的后面连加了５个问号。　　到了８０年代，三联版文化史译著中房龙的作品占了３部（《宽容》、《人类的故事》和《漫话圣经》），多少表露了出版界老一辈的怀旧心理。可能是由于当时的中国人在不宽容的氛围中生活得太久了，《宽容》所包含的悲剧性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使它比房龙的其他作品更能打动中国的读者。笔者曾听友人动情地朗诵过该书散文诗一般的“序言”。三联版的房龙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启迪了９０年代后期“房龙热”的兴起。在各出版社推出的众多房龙作品译本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北京出版社分别于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１年出版的两批共１４册（收入１７种著作）的《房龙文集》，这两批书将房龙一生的重要著述都囊括在内，而且房龙自绘的插图也都保留了下来。如今两批书合在一起再版，给人以更加真切的整体感。这真像是在读者面前摆下了一桌真正房龙风味的丰盛宴席。由于房龙作品所包含的思考和研究深深扎根于欧洲人文主义的传统，我们不妨称其为“人文主义的盛宴”。 　　房龙一生的著述可以分为３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他开始写作到成名，作品有《荷兰共和国的衰亡》（１９１３）、《文明的开端》（１９２０）和《人类的故事》（１９２１），这也是他写作风格的形成期，《人类的故事》使他成为畅销书作家。第二阶段是他与利弗奈特出版公司继续合作的时期，他的写作保持了很高的水平，却再未取得《人类的故事》那样的成功。这一阶段的作品有《圣经的故事》（１９２３）、《人的解放》（即《宽容》）（１９２５）、《美国史事》（１９２７）、《奇迹与人》（１９２９）、《伦勃朗的人生苦旅》（１９３０）。第三阶段自他改投西蒙和舒斯特公司到去世，在此期间房龙的作品又三度上了畅销书榜。这一阶段的作品有《人类的家园》（即《房龙地理》）（１９３２）、《艺术》（１９３７）、《西方美术简史》（１９３８）、《欧洲印刷史话》（１９３８）、《发现太平洋》（１９４０）、《天堂对话》（１９４２）、《托马斯·杰斐逊传》（１９４３）、《西蒙·玻利瓦尔传》（１９４３）和死后出版的未完成自传《致天堂守门人》（１９４７）。钱满素女士在为北京出版社的《房龙文集》撰写的总序中说得好：“房龙始终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在写作”，他“不是深奥的理论家，但却未必没有自己的体系和思想”，他的著述“选择的题目基本是围绕人类生存发展最本质的问题，贯穿其中的精神是理性、宽容和进步”，“ 他的目标是向人类的无知与偏执挑战，他采取的方式是普及知识和真理，使它们成为人所皆知的常识。”　　在《天堂对话》中，房龙虚构自己在荷